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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疯狂
  

作者: 李敖   文章来源:《凤凰中文》  2006年04月22日

 
    在我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毛主席在一个会议上面,批评了当时的一个民主人士叫做梁漱溟的,这么一场故事。梁漱溟在一九一七年就是北京大学教授,我跟大家讲过,这位老先生啊头脑不清,可是因为他寿命很长,他活了九十四岁,所以在他长寿的一生中,有很多的纠缠的故事。他跟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面,两个人对干起来了,他要求公平的发言,毛泽东希望他只讲十分钟,纠缠不清啊,毛泽东骂他的那段话,收在了今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标题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这里面毛泽东用狠狠的话来骂梁漱溟,说他是杀人犯,看到没有,他是杀人犯,骂梁漱溟是伪君子,说他是伪君子,骂他是野心家,都骂他骂得很凶。这件事情,两个人对干以后三十四年,文革也结束了,毛泽东也死了,梁漱溟九十四岁才死,所以他有充足的生命跟长寿来回忆这个事情,他回忆的结果呢,结论是说,当年他错了,他不应该在会议上面跟毛泽东对干。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阴错阳差在中国历史上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史里面,有这么一场佳话,就是在大庭广众,在大会里面,毛泽东碰到这么一个头脑不清的老先生,跟他冲突,两个人发生冲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梁漱溟虽然头脑不清,可是他有一点彰显出来的,什么?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这个勇气,为了我所相信的真理,我跟统治者会分庭抗礼,我会跟你争事实。这一点,当时又被毛泽东给容忍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可圈可点,所以我跟大家说,欲知后事如何,窃听下回分解。下回什么呢?下回就是今天我所录的这个节目,就是下回。我告诉大家,无独有偶,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么件事情。在蒋介石讲过话以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错了,指责他,我说的对,你错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胡适,胡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蒋介石跑来特别致词,胡适在蒋介石讲完话以后,站起来就指责了蒋介石,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故事。

    我给大家谈到这个故事呢,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给大家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胡适有这个气魄,来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居然没有吭气,大家看了以后呢,觉得好奇怪啊,觉得怎么有这个现象,胡适怎么有这个胆量,敢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怎么有这个雅量,能够接受胡适?大家觉得都很奇怪。今天呢,我给大家看看这一方面的资料。当时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是蒋介石在讲过话以后,谈到了五四运动的一些事情,一些是非,胡适呢站起来讲,说“总统”,当时胡适叫他蒋介石呢,称呼他“总统”,“总统”你错了,事实真相不是这样子的。当时在场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家看了这个场面以后啊,觉得不可思议,蒋介石是多么凶悍的人,蒋介石是多么不许别人讲话的人,居然在大庭广众,有胡适先生出来指责蒋介石的错误,这个情况太少见了。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后来写着回忆录的当时的师范大学校长,刘真先生访问记录里面这段话,大家看啊,蒋中正“总统”为表示对胡先生的尊敬,亲自参加胡适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总统”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胡先生在“蒋总统”致词完毕后,立刻对“蒋总统”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与以后的左倾思想,与共产党活动,并无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情给他的印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再看 到了去年,我们还看到有这种记录,报上讲,老的院士讲古,“中央研究院”院士讲?,胡适一句“总统”你错了,不少人脸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这样敢讲话,最后看到没有,在历任院长中,一个院士叫做李亦园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在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号接任院长当年,蒋故“总统”中正说,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做大,最后政府只好退来台湾,胡适竟当场指正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做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脸色发白,老“总统”当场没有说什么,只是直到逝世都未再到“中央研究院”。

    为什么现场有人发白,你们是一群胆小鬼,忽然来了个胆大一点的,胡适他会公开跟老蒋说,你错了,别人不习惯,不适应。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过去在台湾有所谓党外时代,党外运动 就是我们这些非国民党的人,我们搞运动来推翻你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演讲。在演讲的过程里面,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孟绝子去做演讲。孟绝子在演讲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负责时报周刊这个负责人,他听了那演讲以后啊,听了一半啊,吓跑了。哎呀,他说,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大家知道 在那个高压之下,在白色恐怖之下,有的人胆大到做那么激烈的演讲的时候,激烈到听众都不敢听下去。为什么呢?听到都害怕,我不敢听。为什么胡适讲话,说“总统”你错了,而不少人脸发白,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恐怖气氛里面,觉得蒋介石高高在上,蒋介石不可以侵犯,蒋介石是这么样的高高在上,不可以侵犯的人,怎么忽然有一个人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统”你错了,你说的不对,怎么怎么不对,我一五一十讲出来。所以听的人听得都害怕,听到的人 脸发白,你们胆小到听都不敢听,何况别人说呢!所以我们才知道,胡适当时在蒋介石发言以后,站起来顶嘴,说你错了。

    我上一次谈到了毛泽东在谈话里面,有一个跑出来顶嘴的,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后来三十四年以后,老了以后回忆说当年啊,他顶嘴不对,他错了。可是我今天给大家讲,顶嘴的内容他不对,因为他搞糊涂了,梁漱溟头脑不清,搞糊涂了,可是顶嘴的行为可圈可点,为什么?他有一次测验中国共产党度量的机会,看看你毛泽东有没有度量,在大庭广众让我讲话,有没有度量,他有这么一次测验的机会。毛泽东投票的时候举手,毛泽东说我赞成让你讲,可是别人不赞成,那么你被赶下台来,不要怪我,当然有一点作弄梁漱溟的味道。不可以比拟,可是又有一点无独有偶,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就是当蒋介石讲完话的时候,胡适站出来顶嘴,说你错了。这个故事有点不伦不类,两个人比起来不伦不类,可是呢,在我的归纳的习惯里面,清清楚楚地,两个画面出现了,就是真正的统治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两个人在碰撞的时候,到底知识分子要不要讲真话,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而被争的这个统治者,有没有度量来接受当时的场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北京那一次,毛泽东公开在现场,骂梁漱溟你是伪君子,公开骂他,可是一边骂他,一边还让梁漱溟来答辩,梁漱溟还跟毛泽东说,你要给我时间来辩论,毛泽东说给你十分钟,梁漱溟说十分钟不够,我讲不完,两个人还这样纠缠。可以看出来,那个火爆呢是比较激烈的。台湾这边比较文明一点,蒋介石讲完话以后,胡适站起来说,“总统”你错了,比较文明一点,可是,也是这种冲突,我们说起来也是一种对干。这个故事我觉得比对干的内容还重要,就是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当跟统治者发生意见不合的时候,要不要对干?要不要顶嘴?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做过,至少我们看到了胡适这样做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不管他们多么有气魄,在这种场合不敢站出来跟统治者对干的时候,我总觉得比起梁漱溟来,比起胡适来,他们要差一级。我们终于在中国,看到了有人在这种场合里面站出来,很勇敢地讲出真话来。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呢,我把它用两集的节目把它讲出来,一定是别有深意的。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知识分子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他们自己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他欣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请这个知识分子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当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胡适也是北大教授,两个人发生了一个辩论,就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辩论。胡适就跟李大钊说,你们现在提倡共产主义,国民党那边提倡三民主义,胡适说,谈问题比谈主义更重要。胡适就说,我们现在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只管提出涵盖力量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目的要做到什么事情,事实上呢 ,如何做到需要一段时间,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这是方法,如何达到你这目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当年很穷困的时候,没有饭吃,那时候我的好朋友,施珂,施珂大哥,在台北市的成功中学教国文,他就找了一些国文老师。国文老师要批改作文本,有的老师很忙,或者有的老师很懒,他们不愿意批改,就是包给我,我来替国文老师来批改作文本,批改一本一块钱,所以我批改十本十块,批改五十本一般我就赚五十块钱。批改是可以,可批改完了以后,我李敖的作文就做不好了,为什么呢?被这些烂的作文给洗脑了,我又作一段时间我自己作文,作的很烂。

    我在批改作文里面,看到了一个中学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地动人,这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这个中学生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给他批的怎么批呢?我说你的志愿也不小,这是好大好大的志愿,要把中国救起来。大家想想看,一个中学生写《我的志愿》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把中国救起来,这个志愿是好的,他是个好的题目,也是个伟大的题目,可是要把它救起来,需要解决多少问题啊!你的志愿,把中国救起来,是你的主义,可是要实行你的主义,要解决多少问题才能够实行啊!否则你喊这个口号没有用啊!所以外国有一句谚语,这谚语被我李敖所改写出来,就是你为一个主义去死,比你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为主义牺牲比实行主义还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实行一个主义,千头万绪,很多问题要解决,难得不得了,可是你为它宣传为它死,反倒简单干脆,就是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去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

    同样的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怎么救中国呢?需要问题要解决,所以呢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这是我的目的热,如何把中国救起来,我没有方法,叫做方法盲。所以方法不够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胡适就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是由于一个懒字,为什么呢?因为研究问题太复杂了,宣传一个主义只要一句口号,实行什么主义,完了,容易。以为这句口号可以包医百病,解决人类的,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千头万绪地发现解决问题,并且发现主义不够了,所以邓小平就出来说,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式啊?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不够了。孙中山统计,说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呢?有五十六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算是五种六种,就算一种好了,可是为什么要中国式的呢?就是你这个外国来的这些共产主义,外国来的社会主义,不够用了,为什么呢?我们面对问题千头万绪,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关注好主义没用。

    就这时候呢,我们人类最后进步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朋友们,领导人们都进步了,知道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随着世界的复杂,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就发现,那种包医百病的主义是不够的,医这些百病,一个一个病,我们还要每一个是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种的药方都要用出来,才能解决这些病。而这些病的方法,是靠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很笼统的主义所能解决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就是我所说的,当胡适跟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论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今天一看这个问题与主义的争执,才发现胡适的头脑的确比李大钊好一点,也不是说好多少,今天我们看起来就好一点。因为至少在提倡主义以外,忽视提醒我们,解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从胡适去顶撞蒋介石的故事,演变出来今天我这个结论,就告诉大家,很多作为一个领导者,他需要这种优秀的、勇敢的、智能的知识分子来跟他对抗,来提醒他,才能够矫正一些方向。而矫正的方法呢,当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自己糊涂的时候,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举了毛泽东跟梁漱溟的故事,证明了梁漱溟头脑不好,又举了蒋介石跟胡适的故事,证明了胡适头脑多么好,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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