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胡適面前走過
作者: 【王鼎鈞】 文章来源：【2006/02/16 聯合報】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今天湊個熱鬧，談談我的回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台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台灣六個年頭，這六年間他對台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作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作家開會談「胡適在台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胡適在台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這一部分說來話長，還是先談文學。
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台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他是反共的，一九五○年代台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甚麼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台灣也不談詩，詩人也不找他請教。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
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採訪記者趕到松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政黨，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的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這是他第一次談到文藝，只有三言兩語，那時我是個文藝青年，心裡很納悶，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我不懂他是甚麼意思。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從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反共文藝運動是個政治運動。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先生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演講有現場錄音，事後又記錄成文字，有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
政府對文藝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體裁，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只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前，他在文協有一次演講，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國通訊社的報導，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兩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聽過他很多演講，只有這一次看見他這樣「柔情」。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台北文化界紀念五四運動，請胡先生演講。他說起當年他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他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都是老生常談，可是胡先生不管說多少遍，大家還是愛聽，這是他的魅力，我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講，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他提出魯迅和周作人，稱讚了兩句。那時台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饒了他，他「外舉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風範。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我跟胡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播送《紅樓夢》是曾虛白的構想，他作過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他在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條件不足，「拿不動」這個節目。一九五九年，時機成熟，節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實行，曾虛白雖然離開了中廣，但答應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全力支持。曾虛白的老太爺就是曾樸，《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適熟識，他打電話給胡先生，請他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然後節目部主任邱楠帶著我拜訪胡適，那時中廣還沒推行「製作人制度」，開辦新節目先由編審組作業，再送到導播組，我是承辦編審。
胡適答應擔任顧問，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顧問名單：曾虛白，李辰冬（文學教授），李宗侗（清史專家），他提議增聘史學教授吳相湘。中廣在胡先生的主持下開了三次顧問會議，「胡適氣氛」名不虛傳，滿室如沐春風。胡先生很熱心，他在台灣很少實際參加文藝活動，這也許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刻印、高鶚修改過的本子，台北世界書局買得到，它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淺顯通俗，用聽覺接受，困難比較少。然後討論應該原本照播還是加以刪節？胡院長顯示了他的科學訓練、理性主義，他認為警頑仙子、太虛幻境可刪，女媧補天、頑石轉世必刪，寶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沒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誨淫」的部分，他輕輕放過了。我在旁擔任紀錄，暗中非常驚訝，他甚至說，《紅樓夢》有很多瑣碎冗長的記述都可以刪掉，只選有情節的章節播出。
會後立即到世界書局買書，我和導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頭苦讀。然後我向邱主任請示，我問，是否可以把賈寶玉初試雲雨情、賈天祥正照風月鑑刪掉？那時「性」是廣播中的大忌，唯恐教壞了年輕人，他說可以。我問，是否把大觀園對對聯、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刪掉？那時文言也是廣播中的一忌，因為聽不明白，他說可以。至於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說不能刪。如果不刪，我擔心胡先生不高興，他再說一遍「不能刪」。
第二次顧問會議，我提出作業報告，胡聽了一時沒有反應，我心中很有歉意。邱問大家：有沒有不該刪、刪錯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氣的說：「刪掉的都是該刪的！刪掉的都是該刪的！」言外之意，還有沒刪掉的也該刪。一陣溫暖湧上我的心頭，他明白作業程序，我是個箭靶子，他不為難我。邱主任有準備，他說節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選取《紅樓夢》的精采情節，另編二十個廣播劇，總算把場面應付過去。會後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陽的電話，他那時正在熱中跟《紅樓夢》有關的事，很想分擔「二十個廣播劇」的編劇。其實邱主任只是虛晃一槍，並未打算實行。
即使如此，朋友們對我膽敢到《紅樓夢》頭上動土還是一再諷刺，他們指著我說：「你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編輯。」
編審組還有一個計畫，請各位顧問對聽眾發表廣播演說，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談談這部小說，其中有一個題目是「紅樓夢的藝術價值」，預定由李辰冬教授擔任。胡院長看到這個題目忽然提高了嗓門兒，他說《紅樓夢》哪有藝術價值！他的理由是《紅樓夢》沒有plot，他說他住院檢查身體健康的時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記》，這本小說有plot，好看，那才有藝術價值。據說這是胡博士一貫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聽見了，更是驚詫莫名。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沒有plot？字典上說plot是「情節」，紅樓夢沒有「情節」？我再查別的字典，終於在梁實秋編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節，又是結構，還是「陰謀」。我後來知道plot是西洋傳來的東西，中國沒有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國的結構，《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都沒有plot，但是都有結構，兩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壞。唉，這好像要批判胡適了，罪過！罪過！
然後《紅樓夢》由辦公室進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導播總攬一切了。
事情一沾上胡適，
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適畢竟是胡適，他對台灣的文學還是發生了影響，例如他到台灣以後，大家用白話寫應用文也彷彿成了風氣，他在這方面沒有言教，只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灣的時候，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排隊迎接，扯起巨幅布條，上面寫的是「適之先生，我們熱烈的歡迎您！」那時候，事情一沾上胡適，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適提倡白話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例如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站出來「大義滅親」，外國通訊社發出電報，說胡思杜「沒有緘默的自由」。在那種情況下，胡博士還有心情告訴中國記者，應該翻譯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有一年胡適生日，文化界許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為他祝壽，他親筆寫了一封道謝的信，影印了，寄給每一個來賓。這封信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昨天小生日，驚動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兒讀師範，畢業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找個小學教書，就近照顧家庭，這件事很難辦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紹。這位工友寫簽呈要求院長幫忙，胡博士並不認識任何小學的校長，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寫了介紹信，也是毛筆、親筆、大白話，那校長把信裝在鏡框裡，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用白話寫應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響應實行，我想他是讓內憂外患交迫中的胡適開心片刻。風氣所被，那些年報上常有「我倆情投意合」一類的結婚啟事，「我們的父親某某先生」一類的訃聞。我認為壽序、祭文、獎狀、賀詞、褒揚令等等「儀式語言」才是文言最後的陣地。
胡適到各地演講，美國之音駐台北的單位都派人錄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現場拉線安置麥克風。大部分錄音都交給中廣節目部一份，節目部交給我聽一遍，我的任務是斟酌是否適合播出，或者摘出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適語言風格的薰陶，他使用排比、反復、抑揚頓挫，常使我含英咀華，他有些話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暢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學敘事說理，學不到抒情寫景，他畢竟只是廣義的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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