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广义上说，没有错，但有调侃和"戏说"味道（似乎心里还也有些得意。知识分子的尾巴就这样翘起来了。如果毛泽东是个窝囊废，估计胡适不会这么说），这是谁都可以听出来的，更何况毛泽东乎。可以批评毛泽东这，可以批评毛泽东那，但千万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傻子。
平心而论，胡适这招有点损，不像一个正人君子干的，他把毛泽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毛泽东承认不是，不承认也不是。试想，如果毛泽东接过话茬，宣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一定引来无数的嘲笑。那时一定会有不少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小小图书馆助理员，也配称胡适之的学生？！"如果事实相反，是毛泽东先主动套近乎，说自己是胡适的学生，岂非更滑稽天下。其实，事情很清楚，从公认的、严格的师承标准来说，胡适不是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不是胡适的学生。青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尊重乃至"崇拜"之心不假，并尊称胡适为"先生"（黎锦熙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并长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称其为"兄"），但未见毛泽东自称是胡适的学生。称胡适为先生，和自称为胡适的学生，不是一回事。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求教于或"借重"于胡适的，主要是在非学术的、不属于胡适"专业"的政治方面。在这方面，毛泽东从陈独秀、李大钊那里获益更多，但也未见毛泽东说他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狭义的）。毛泽东承认的老师，都是其上学的私塾、小学、中学、师范中的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等。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个说法确实不以为然。谢泳的文章是用竺可桢的日记为据，其实有更直接的材料。我手头有文革初期内部出版（虽然内部，但比较正式。系当时内部发的学习材料）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内部言论集），里面有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的讲话》。在其中，毛泽东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后来，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到当时的蒋介石时，又提到胡适："必要时，蒋介石也会作出些姿态来的，他也放和谈空气。因为美国压迫他，要用更加亲美的人如胡适等来代替他，他放出和谈空气，使美国不敢压他压得太厉害。现在美国学了我们过去那一套，过去我们联合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现在美国联合胡适等去孤立蒋介石，拆蒋介石的台，倒过来，却由我们去‘保护'蒋介石了。蒋介石不垮比垮了好，胡适等更加亲美的分子上台，那更不好。蒋介石放和谈空气，是为了抵住美国的压力，我们不要揭露他和批评他。"
有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对知识分子采取一种不信任或者某种敌意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在年轻时曾经受到胡适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藐视，是出于自卑心理和报复心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共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种片面的总结。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太可靠的。在历史上，每当中共倒霉时，知识分子大多都躲的远远的，甚至落井下石。而且他知道舆论的重要，认为知识分子们可能会反对他和共产党。如果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其个人经历有关，我认为也是与其曾在党内受到王明、博古等自诩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的打压有关。总起来看，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和睦的。
凡大政治家，虽然都有其个人好恶，但压制自己个人的好恶，拥有大局观，恰恰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感情用事者搞不了政治，即使搞了，也成功不了。连林彪都知道"克己复礼"、"小不忍则乱大谋"。即使对历史上的反动人物，也不能把其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归因于个人经历和个人品质。大可不必因为希特勒杀戮犹太人，就去考证他小时候是否受到过犹太人的欺负，并在考证出一些蛛丝马迹之后，就断定他杀戮犹太人只是因为他小时候曾受到过犹太人的欺负。
虽然傅斯年、罗家伦等对毛泽东有所怠慢（这两个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肯定非常忙，没工夫理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是正常的），但是当时在北京有不少大学老师、学生和毛泽东关系不错，例如邵飘萍、谭平山、陈公博、康白情、张国涛、邓中夏、朱谦之等，他们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师范学校学历而排斥他，毛泽东还参加了本应是正经大学生才可参加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显然那些人并没有小看毛泽东，没有把毛泽东仅仅当作一个图书馆助理员对待。现在的北京的大学生会与一个口音难懂的图书馆小职员为伍吗？
顺便说，我认为胡适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他在政治上也是不甘于旁观的，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有时候还天真地把蒋介石以及美国利用他的说辞当真，并非地道的"一介书生"。这导致蒋介石最终嫌弃他。晚年胡适在台湾受到国民党的围剿，抑郁而逝。反胡之风在胡适去世后仍然延续。即使是唐德刚，苏雪林认为他也对胡适不敬。唐德刚所撰《胡适杂忆》出版后，苏雪林怒不可遏，认为唐德刚造谣讪谤，"把胡老师暗中糟蹋得不成模样"，如博士学位不实、冒认祖宗、胡韦（莲司）之恋等，实在有损老师的一世清名。为正视听，她游说胡适的老友出面代为"辩冤雪谤"，又在《台湾新闻报》连篇累牍撰文辩驳，后结集为《犹大之吻》一书（参阅张晓唯《苏雪林与胡适的来来往往》，人民政协报2003年7月10日）。
谢泳还有一篇文章讲毛泽东与北大的关系，也是那个意思，说毛泽东当年在北京时心情不愉快。还是以毛泽东回忆傅斯年、罗家伦那段话为根据。但我看西行漫记没有那种感觉。我的感觉是，总体上北京的那段生活还是在毛泽东心里留下比较美好的记忆的。正是在那段日子，毛泽东才开始被当时精英所认识，并且开始和杨开慧恋爱。毛泽东对北京颇有好感。这也是他后来主张定都北京的一个原因吧。毛泽东回忆："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京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不是一个郁郁不得志、整天生闷气的人的心境。
（2003年8月20日首发于思想帝国）
附录
谢泳：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 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这篇文章在网上已难找到，所以转贴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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