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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杨联陛:论学谈诗二十年
 
 

 作者:徐雁平       文章来源:《书屋》二000年第二期

  

  也许我们期待中的比较理想的《胡适全集》,真是要耐心等到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年才能面世。然而世界总在一天天地进步,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10册)、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37册)之后,有北大版的《胡适文集》(12册);在中华书局的《胡适的日记》(2册)后有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在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3册)后有黄山书社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和北大版的《胡适书信集》(3册)。但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陈平原教授说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题跋有待整理,而他的书信还时有发现……,一九九八年三月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的厚厚的一本《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以下简称《书札》)更是让人惊喜,《书札》共收胡、杨书信二百零五封,其中胡适致杨联陞信有八十七封,而在北大版《胡适书信集》中只有十封,仅此一点,即可看出《书札》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也暗示《胡适全集》这一文化工程,是要靠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人士的通力协作,才能功德圆满。

  《书札》所收信件起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迄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它的编印缘起及胡杨交游的经过和书信的价值,陶英惠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在书前有专文介绍。按余先生的序文,这些信大略可分为前期(1943—1944)和后期(1949—1958),前期是指胡适卸任驻美大使移居纽约的时期,书信的一个核心是关于《水经注》的讨论,其分量仅次于胡适与王重民的通信;后期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唐德刚语),他们除继续谈《水经注》外,还论说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报”的观念、南宋的会子、王莽新朝的“新”、六朝人名字中的单字加“之”、词尾性助词等等问题,书信一来一往,大多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学术交流的进展中,也让人感受到“旧学商量加邃密”的真意。对于不甘寂寞却陷入寂寞境地的胡适(1891—1962)而言,和晚一辈的杨联陞(1914—1990)论学谈诗也许是他晚年中最感安慰之事。
  
  他们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一知性的乐趣,寓隽永于平淡之中,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世读他们的书信集的人是不能不为之神往的。(见余英时先生序)

  以书信(甚至包括日记在内)论学,到了胡适手中,可以说是将这一边缘性文体的功用发展到了兴会淋漓的极致,这不仅是表现在书信数量众多,而且信的长度也颇为可观,《书札》中所录信件有的长达七、八页(如胡适1954年10月11日致洪业杨联陞、胡适1954年11月15日致杨联陞两信)。这一论学传统,在有清一代颇为盛行,它填补了没有学术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特意指出:“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都以这种形式发表自己的书信,许多学者都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如梁启超所言,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这些新秀也附带呈上他们的新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大加赞赏,并说“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书信即著述,这对包括这本《书札》在内的胡适书信而言,应该是最恰切的评判。梁启超尝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以书信而言,胡适确实将清代这一盛行的论学传统发扬光大,在正在经历的快捷简省的电讯时代,就此而言,大概不会有逾其右者。

  如果以书信论学只是承其形,那么在书信中所表示的一种宽容、平等、自由,就可视为得清学“正统派之学风”的神韵。梁启超曾以十点描述此学风,持以衡量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基本上吻合,其中尤以第七、八两点在《书札》中表现得最充分。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有很多文章认为开一代风气的胡适四十年代之后在学术上走下坡路,但至少在《书札》中是感觉不到的。胡适依然挥洒自如,有博大精深的气象。他之所以能入此状态,是与杨联陞的激发大有关系的。这也就是棋逢对手。杨先生的治学特点,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为杨氏所著《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年版)所写的导言中指出:“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67页)五十年代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正开拓疆土、勇猛精进,而胡适宝刀未老,再加上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所以在书信中往往要“斗”上好多回合。他们的交锋常让人想起金庸小说中论剑的最高境界,输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切磋中的快乐。胡、杨在《书札》中所展示的学术高度在某些方面恐怕为后人难以企及,而其中所蕴涵的一种如梁启超所言的“温厚”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温厚宽松自然是源于学问上的平等,有这种氛围方能谈得上学术上的独立自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杨联陞在给胡适的信中附寄了一些他的中国古代文法讲稿,引起了关于“所”字的往复讨论,一月三十一日杨先生复信:“您对于‘所’字的分析,非常细密,读了佩服得很。不过我还想保留我的‘所是代名词而有时带副词性’说,因为这跟我的两个重要假定很有关系。”余英时先生在序文中指出“杨从胡真能择善而从,而不致把胡的限制变作自己的限制。对于胡立说过当的地方,他往往献疑质难,不稍假借。例如有关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问题、《檀经》之‘檀’是否‘檀施’之‘檀’的问题,杨都不同意胡的‘大胆假设’。”而杨向胡的求教往往是“小扣大鸣”,获益匪浅。如胡适就杨著《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1952年版)所引发的关于南宋会子问题的讨论,澄清了杨著中的一些含糊断语;而杨先生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的《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得益于一九五二年他与胡适的商榷。《书札》所附录的一篇《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也容纳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对他的批评也是虚心接受:“你们指示我《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短文里对于谢山有过分严厉的贬语,我很感谢”(1954年10月X日),“谢谢你们对我短文的批评!这正是我最愿意得到的反响”(1954年10月11日)。关于王莽国号之“新”的问题,胡适在做结论时,也说“并不敢坚持己见”(1956年4月22日),这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毫无惟我独尊的霸气。他们也不是将书信论学视为私密之事,从《书札》中可以看出周一良、裘开明、赵元任、陈观胜、全汉昇、陈世骧等参加了讨论,有时胡适明示杨联陞将信给他们看,私人性的书信在此获得了宽泛的交流环境。

  对于《书札》的学术价值,我实在无力多说什么。但其中所展示的自四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华裔汉学家群体,倒让我很感兴趣,除上段末尾中所列举的几位外,还有李方桂、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邓嗣禹、王伊同等,他们是让汉学在“海外发新枝”的代表人物。其中杨先生更被誉为“海外中国文化的媒介”,余英时先生认为他“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他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的传统”。杨先生又把这种“训诂治史”传统通过授课、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方式引植入西方汉学界,以防止他们的“断章取义”、“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等流弊,以使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取得学术纪律的尊严。像杨联陞先生这一类的“媒介人物”先后还有一批,如萧公权、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张光直、张灏、叶维廉、林毓生、杜维明、余英时、刘若愚、黄宗智、许倬云、汪荣祖、叶嘉莹、梅祖麟、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等等,皆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不可不注意的群体,他们不但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而且将他们在海外的融合中西的研究成果“回流”于国内。近十几年来他们对于大陆学界的影响尤为明显,譬如,他们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各地的讲学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空气,这种空气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遗风,而另一部分则源自于对西方学术的广采博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朱学勤先生在为林毓生先生的《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所写的“编后记”中说了一段让人无限感慨的话:“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惟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也就是林、余、杜的同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再以上文中所列的数位代表人物中,的确也证实了当代大陆学术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空白。在《书札》中,我们也能读到赵元任和杨联陞帮助在台湾的梁方仲、全汉昇、劳干、李济、严耕望赴美访学的文字。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中谈到他们培养人才的计划:
  
  我去冬在台北时,有一天,蒋孟麟兄约了台大、中研院七八个朋友谈话,说有一位朋友曾对他说,哈燕学社颇想在台湾做点有益于学术(文史方面)的事,所以他(蒋)约我们谈谈。谈的结果,由沈刚伯、刘崇两先生起草,把意思归纳成几条,大致是希望哈燕学社与台大、中研史语所发生“人的交换”,每年有二三人从哈佛到台北,利用史语所的资料,做点研究,同时也可以给台大带点“新血”“新力”去;同时每年由哈燕社资助一两位“自由中国”的文史学者出来到哈佛作一二年的研究,使他们可以得点“脱胎换骨”的新空气、新生命。

  而在此时,海峡这边的学者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了他与翦伯赞于一九五五年在参加荷兰莱顿大学举办的第七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时,由于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因此作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对费正清等也壁垒森严拒人千里;而在杨联陞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胡适的信中说,这次会议“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两种叙说稍有出入,仔细品味,冰冷的政治底下还存有一丝温暖的人情。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一首诗,是“寄杨君及周一良君”的,诗云:“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胡适此诗中洋溢着发现两位新学人的喜悦,而今胡、杨两位先生均已乘鹤西去,但流存于世的书札遗文却依然散发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的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见余英时先生序)。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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