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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严谨
 
 

来源:2004年4月12日 02:23 江淮晨报

 

    受实证主义影响很深的胡适,在对待学问问题上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这里举一个其晚年在台湾涉及到《人民日报》的事例。1960年底,胡适收到张敬原寄给他的一本书《中国人口问题》。胡适本想读了即给张回信,由于生病,一直到1961年5月29日才作复。恰其时,胡适又读到了张敬原同样是谈人口问题的一篇文章《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口数量研究》,在书与文中,张敬原对“近几年中共所宣传的六亿五千万人口”都表示怀疑。胡适读了此书与此文,虽“十分高兴,也十分钦佩”,但对书中引用他关于人口问题曾说的话,还是提出了劝诫,“我不是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我的论证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不能叫人信服。”同时,又把国外的几位华人专家对内地人口问题的看法,以及一位名叫Dr.JohnLossingBuck的人口问题专家赞同中共的统计,都用剪报寄给了张敬原,让他参考。6月中旬,张敬原去胡适家,再同胡适谈内地人口问题,张走了后,胡又读了张的一篇《再论大陆人口数量问题》。这一读不要紧,一下发现了张支撑其论点的论据的致命性缺陷。张先引了《人民日报》1954年11月4日社论中的话,“五年中(本文作者注:指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不满一岁到四岁的婴儿,占总人口35.6%”。可接下来,张又说中共“在一次国际性的统计会议席上,又换了一个说法,说四岁以下儿童共占15.6%”,并说《人民日报》当月1日也是这么说的——张正是依此前后几天说法的矛盾对内地人口表示怀疑。胡适看到,震惊了,在6月20日给张的信中说:“依据我一生作校勘工作的经验,就疑心《人民日报》43年(本文作者注:指1954年)11月4日社论的‘35.6’可能只是‘15.6’的误文,误衍了‘3’字。我当时就想将来找出我在国外剪存的1954年11月初关于中共宣布人口数字的资料,替先生一勘此事。(不幸这些剪报不在手头。)”但胡适并没就此罢手,而是把此文寄给了在国外的人口问题专家李卓敏,李回信果然证实了胡适的“疑心”。于是胡适在这封信中给了张相当严厉的批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先生如果已经见到了43年(同上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的统计数字,而仍用11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里显然有一个误字的统计数字,——那就是我们治学的人最宜深诫,最宜避免的态度了!”接着胡适又对张之所以这样引用作了推测:“我颇疑心先生引用的43年11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里的统计数字大概不是该报的原文,乃是从别处转引来的。我颇疑心先生大概没有看见1954年11月1日与4日的《人民日报》的原版。先生何妨一查此‘35.6’的数字的来源?何妨顺手一勘那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四岁以下的儿童数字?”

    张接到信后,承认这两个数字都是间接材料,是“根据台湾印行的有关内地资料的文件”。在随后胡适给李卓敏的信中,胡适对《人民日报》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我知道P.D(《人民日报》的英文缩写)的校勘是向来很严格的,其社论的校勘当然更严格。”而且就此事对有些学人在学术态度上的轻率作出了“警告”:“我们平常切不可轻谈自己本行以外的专门问题。”在当时两岸对立的形势下,在内地大批胡适的氛围中,胡适在此事上竟如此严谨以及客观冷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甚至惊异。胡适没有忘掉一个真正学者应该有的智性或者说科学态度。不仅挑出了张不严谨所产生的破绽,并且能对《人民日报》作出那种自我而又至今出乎人们意料的肯定评价,以及就科学研究作出那番发人深省的“警告”。

    对《人民日报》的赞扬,固然这是《人民日报》自身高质量应有的评价,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但在党禁和专制的社会中,多少人习惯于睁眼说瞎话或指鹿为马,胡适能说这番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胡适并没有陷入“非此即彼”单调二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这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学者风范与学者品格的杰出体现,如结合当时内地形势,也让我们今天为当时他留在内地的那帮直接或间接的“徒子徒孙”们感到汗颜。而胡适的这种科学态度,以及最后的那句话,我想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且不说我们的官者常常摆出一副“万能”的架势,就是以担负“科学”使命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人文科学一些人,不也是常常为了某种“利益”,自觉或不自觉放弃学者风范学者品格而信口开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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