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谁 哀 鸣 悲
情 徽 州
——再读章亚光先生《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
章 昭 华
作者: 章昭华 文章来源：故园徽州 2006年
静坐书斋，又一次捧读亚光先生写于1988年初的《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以下称《哀鸣》），虽时光荏苒，我仍能强烈感到浸透在亚光先生心中浓郁的徽州情结和他的怦然心跳，我的眼前进而闪现出无数像亚光一样虔诚的徽州赤子的身影。为徽州建制的完整统一不懈奔走呼号者，亚光先生当是最早的。198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徽州地区，成立地级黄山市，将历史上一直属于徽州的绩溪县划归宣城地区（现宣城市），1988年始，绩溪莫名地归属宣城。据说，当时连绩溪的最高行政首长见到红头文件后也膛目结舌。亚光先生为此奋笔作《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他赤诚而痛苦地疾呼“愿结束此出当代悲剧，指日可待”。哀鸣者，亡音也。以“哀鸣”表达绩溪民众对家园被划出徽园的悲凉心态，贴切而不过分。虽然心态上“哀鸣”，但亚光先生是个行动者，他千方百计通过关系，将徽州绩溪人的“哀鸣”由时任纺织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的胡明转呈给李鹏总理。其时，亚光先生尚在艾年，精力充沛，思想敏锐。一晃，就快20年过去了，先生已是耄年老人，绩溪回归徽州并未如亚光先生和无数徽州人所盼之“指日可待”，而是愈加渺然。呜呼，为谁哀鸣？悲情徽州！
一、支离的徽州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徽州是一个迥异于周边地区的非常独特、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民俗单元，历史上的徽州府由歙县、黟县、婺源（现属江西省）、休宁、祁门和绩溪县（现属安徽省宣城市）六县组成，面积1.3万平方公里。徽州的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此后，这一名称和区域始终稳定存在，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徽州能一直保持着行政建制的完整和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千年的历史，演绎出徽州独特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徽文化。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包容整合了中原文化的全部精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中国三大地方学。
1949年5月，婺源“解放”，由于解放江西的部队与解放安徽婺源的部队同属“二野”，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婺源便划入江西，这是解放后徽州首次被行政强制肢解；再次就是1988年绩溪被划入宣城市，同时令人扼腕不禁的更有徽州地区（专署）改名为黄山市，徽州从此从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全然消失！令我们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这次极不科学、极不严肃且违背民意的暗箱操作，竟发生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步的和平年代，发生在中国正不断走向科学、民主，政治逐步走向透明的大环境背景下，仅仅由于个别高层领导的无知和个人喜恶，竟然如此漠视民意，在办公桌前，在一张地图前“指点江山”，挥手之间，就又一次将徽州随意肢解了。这次肢解的震荡和负面影响较前更为严重，不仅因为绩溪被荒唐地划出徽州，更因为中国从此不再有“徽州府”的行政建制，从某种意义上是意味着徽州之“形”与“神”整体的倾覆，安徽之“徽”从此荡然无存。
感谢因特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而又重要的观察民情民意的窗口，在网上随意点击徽州，即时可见恢复完整徽州建制的呼吁不下万千。然而，我们所见最新对恢复徽州完整行政建制呼吁的官方“权威”答复仍然是“牵涉面较大，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论证，广泛征询民意。”总之是“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成立徽州地级市”的条件尚不成熟。我们不知官员们心中对“民意”一词的理解和民间的偏差有多大的距离，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征求民意，也不知究竟需要进行怎样的“研究和论证”。
宣城的历史上诞生过梅尧臣、梅文鼎、梅光迪为代表的宣州梅氏这样的文化大师，宣城是宣纸的故乡，李白有诗赞美敬亭山秀丽的景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但无论如何，宣城却始终在绩溪、徽州民众的心理上陌生，我们不能认同自己是宣城人，我们还将一代代地告诫我们的子孙，我们是徽州人，绩溪永远属于徽州，我们为作为徽州人而自豪！一位婺源网民发帖感叹“徽州情结，令多少徽州人不能释怀；故园徽州，令婺源人与绩溪人魂牵梦绕。”2006年第五期的《江淮文史》发表了婺源人江平《徽州，我们的故乡——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的文章，更是直述了一位徽州文化人心中的文化乡愁。作为同样被支离的徽州人，我们深昧其中的渴望与悲情，支离的徽州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二、从人文角度凝视绩溪与徽州
拜读过安徽省徽学会副会长张脉贤先生写绩溪与徽州的许多文章，他对徽文化观察和研究的视野很新颖、独特。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专注于研究区域地理环境与文明繁衍的关系，如陶世龙先生专门研究孕育黄河文化的地质环境与黄河文明的关系。张先生似乎也对绩溪、徽州的独特地理环境做过类似研究，在一次演讲中他对绩溪与徽州的人文渊源关系做了3方面的概括，一是从水系与文化的关系看绩溪在徽州文化中的影响；二是从文化内涵比重看绩溪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三是从座标性、领先性和带动性的突出事例看绩溪在徽文化中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绩溪在徽文化中有极其重要、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地位，或者说剥离了绩溪，徽文化的核心将不复完整。
徽州属内地山区，地理环境迥异于周边地区。许承尧著《歙事闲谭》卷18《越黄门郡志略》有云“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自睦至歙，皆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鄱阳者，亦三百六十滩。……船经危石以止，路向乱山攸行。……以此守固，孰能逾之。”南宋《新安志》也有对徽州“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描述。近人陶行知先生曾说：“徽州，山水灵美，气候温和，查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徽州因地理环境而闭塞，因闭塞而保全，历史上的徽州较少遭受战乱等重大社会动荡和自然瘟疫的侵害，乃至演绎出奇特灿烂的徽州文明。探究自然生态环境诸因素与文明演绎的关系，水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水是生命之母，人类文明之母，考察区域文明，就离不开水系。水系和文化发生直接关系，和人们的生活乃至社会的经济发展、人文发展都发生直接关系，因此，水系的形成对地方人文思想、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而绩溪的三条主要河流登源河、扬之河、大源河都是汇入新安江的，是新安江之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谓是徽州文化之源。
说到绩溪文化对徽州文化的源头性影响，有影响力者当不在少数，亚光先生在《哀鸣》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绩溪的“徽商”、“徽墨”、“徽菜”和“徽州文人”。我以为，绩溪之于“徽”最有分量者乃是被誉为当代孔圣人的胡适。其实，历史对孔子的褒贬尚未有定数，而至少在民间，知识界对胡适的肯定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胡适不仅是绩溪人的骄傲，更是徽文化的骄傲。这位近代文化人物中的巨擘，一生崇尚宪政，追求思想与言论自由，不畏权势，始终保持独立之身，君子不党，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柱；胡适首倡文化革命，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组成文化战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强有力的斗士；他一生重视教育，注重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一批各学科的栋梁如顾颉刚、罗尔纲、俞平伯、吴晗、傅斯年、饶毓泰、吴健雄等都是他的门生。在国家危难的抗战时期，胡适破其“一生不做官”的誓言，以书生出任美国大使，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及美国朝野的普遍尊敬，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先生是一位有着浓郁徽州情结的大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婺源回皖运动”最终得力于胡适向蒋介石的陈情，胡适在晚年回忆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原话如此）……”。胡适先生的暮年是被浓郁的乡愁笼罩的。一个经典的记载是，1960年的一天，当秘书离开胡先生的卧室时，听到身后胡适先生在用绩溪方言背诗，“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实，并非庾信的绝世诗赋“扰动”了胡适先生的“乡关”之思，而是“故园”长系于胡适先生之心。胡适先生对其晚年的助手兼秘书胡颂平常说起“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绩溪土话来念”，“我将来如有功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绩溪——徽州——台北，山长水阔，在胡适先生心中，故园竟这样令他梦绕魂牵。斯人已矣，但我们从中依然能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胡适先生暮年那萦绕于心的复杂乡情和对徽文化的挚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胡适先生力主“婺源回皖”，但他万万不会料到的是，最终有一天他的家乡竟也会被踢出徽州。胡适先生神灵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我想，他或万万不能理解“我绩溪乡人竟如何肯让故乡划出徽州！”
在徽商的发展史上，绩溪徽商同样是具有源头性影响的。且不说胡雪岩、胡开文等著名徽商在历史上的影响，单从“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民谣中，我们也不难想见绩溪徽商在历史上是怎样的轰轰烈烈。
徽墨是物化的徽商精神极贴切的写照。“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她应和着中国的科举制度背景，在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上都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国制墨的历史极为久远，历史上，“易墨”、“李墨”都曾名噪一时，但最终都为“徽墨”所同化。这一方面当然有徽商强大影响力的缘故，但同时，“徽墨”在选料和工艺上的极其考究，也极好地映衬了“徽商”做人讲究诚信和做事精益求精的精神。制墨业在清代发展至极至，诞生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四大墨家。其中，汪近圣、胡开文都是绩溪人。2006年9月10日，国家邮政局特意选择在绩溪隆重举行“文房四宝·墨”的特种邮票首发式，以官方形式肯定了绩溪徽墨之于徽墨的历史地位。
徽菜是我国著名的八大菜系之一，虽然徽菜的始创者已无从考究，但绩溪徽厨将徽菜发扬光大，绩溪徽菜是徽菜之集大成者却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11月，绩溪荣膺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的“中国徽菜之乡”，对徽菜、对绩溪这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绩溪的徽州名人，徽商、徽墨、徽菜，还有那一座座散落的宗祠、牌坊和徽派的老房子及由其承载的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和一个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无不闪耀着徽文化熠熠的光芒。
我同亚光先生探讨过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在地球日益缩小成为地球村的今天，我们仍然热切呼唤并渴望绩溪回归徽州？在这方面，我很赞同江平先生“文化乡愁”的表述，仅仅从经济板块分析绩溪回归徽州的合理性似乎过于牵强，今天，我们倡导社会和谐的理念，昭示着我们已经在向唯GDP崇拜告别，因为经济并不能代表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之全部意义，否则我们怎么去理解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又怎么去理解台湾问题呢！
三、恢复“一府六县”的徽州建制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绩溪被机械地划出徽州的一个必然结果和最大的不幸便是绩溪历史形成的文脉几被掐断，每一个徽州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着徽文化被一点点从她身上剥落。”诚然，“文革”对绩溪徽文化的破坏是无以复加的，但“文革”后，绩溪珍贵的徽文化遗存在数量上仍然可观，位于绩溪县城东隅的天王寺、城区下三里村东绩溪最古的石桥“徽溪桥”、县城西门岭天主堂等众多历史文物，还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宗祠、古民居遗存，都是绩溪划出徽州后在很短时间里被毁灭的。尤令人痛心的是绩溪粉墙黛瓦的徽派古城风貌和马头墙世界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消逝得几近荡然无存，她们留存在了年长者的记忆中，散落在民间零星的照片上，最终将消逝在静静流淌的时间的长河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火柴盒结构的高楼大厦和开发区里成片的与徽州自然环境极不和谐的色彩斑斓的小洋房，这是无可挽回的硬伤。如最遭受指责的绩溪县城南街田小区的建设规划风格问题，那本是绩溪县城最适宜徽派建筑规划的地方。今天，当我们冷静回首检讨，除去体制性的原因外，问题背后所呈现的难道就没有文化冲突的因素吗？据传，南街田小区建设前，绩溪还是有人就小区的规划风格向当时的分管行政首长提过建议的，但这位行政大员一句冷冰冰的“徽派有什么好，我就不喜欢徽派（大意如此）！”让汇报就此戛然而止。我们是否可以假设绩溪如果是处在徽州的环境背景下，至少还有一些探讨的空间呢？然而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我们惟有发出几声望“洋”兴叹的感怀尔。
今年10月，绩溪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通过国家历史名城专家考察评审组的评审，绩溪步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已指日可待。欣慰之余，我们是否也感到一丝苦涩和羞愧？其实，每个绩溪人都应该心知肚明，这种荣誉委实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使然。
最新的《绩溪县城市总体规划》对绩溪城市总体规划风格的表述是“徽文化地区新型工业和旅游城市”。我对这种表述的理解是，既别出心裁，又用心良苦。这里表达的“徽文化地区”是一个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是不是晦涩地隐含有被辐射的意思？“徽文化地区”中的“徽文化”是属于精神意义上的概念，徽文化固然是徽州本质和灵魂的东西，但“地区”则是一个物化的概念，对国家而言它指疆界，而对一个国家的内域而言则是指行政区域或行政建制。准确地说，“徽文化地区”应当是文化徽州和物化徽州的完美结合。那么绩溪到底是属于何种意义上的“徽文化地区”？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理解“徽文化地区”的确切内涵，我们又怎么期望能准确把握这样的规划并用它来指导绩溪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我们可以在中国选择一个最恰当、最接近徽州的区域探索打造“徽文化地区”，但它最终必然和真正意义上的徽州貌合神离，因为历史不可以假设和选择。徽文化可以辐射，但徽州却是不可以辐射和裁减的，绩溪不是徽文化的辐射地，绩溪就属于徽州，并且是徽州重要的核心区。
在绩溪回徽问题上，我不主张过多地从经济学角度阐述理由，但我们也确实没有看到绩溪划出徽州对绩溪经济发展的正面经济学意义。不容回避的事实倒是，绩溪划归宣城后，行政管理成本成倍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绩溪距屯溪仅57公里，而距宣城市142公里，路途陡增一倍半，公差上费用和时间的开支都成倍增加；同时，绩溪划出徽州也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绩溪与老徽州的联系，对绩溪的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无论从感性、从理性，无论是从人文、历史、地域、情感认同抑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解读徽州的行政建制问题，答案都是唯一的，那就是——中国只有一个徽州，她历史地由歙县、黟县、婺源、休宁、祁门和绩溪县六县组成！
陶行知先生曾满怀激情地呼吁：“我以至诚之意敬告我们最敬爱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然而，徽州已经失去了婺源，失去了绩溪，失去了作为地域名称的存在，日暮乡关何处是，难道徽州真的会与我们渐行渐远，并最终演化为一个精神图腾吗？有人说，魂牵梦绕的故园，是我们生命里另一条永远也剪不断的“脐带”。是啊，为什么连朱熹那样的大家，还感伤“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呢？
医学界有一句戏言，再高明的外科医生也很难给自己动一次小手术。难道纠正错误真就这么难吗？！我们期盼着能早日重新走进徽州——走进完整意义上的徽州！我们呼唤所有徽州儿女共同肩负起这份责任，为之不懈努力。“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谨以此文作为章亚光老先生布置的作业兼和江平先生《徽州，我们的故乡——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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