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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笑在湖畔——追记著名爱情诗人汪静之
  

 

作者: 钟海    2002-07-24  

 
 
    7月20日是爱情诗人汪静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位曾风靡“五四”文坛的诗人,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主编,百家出版社出版的《汪静之先生纪念集》将隆重推出。我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想起与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诗人交往的点点滴滴。

    那是1996年的春天,我在西子湖畔的一幢普通的居民住宅楼里,见到了汪静之爷爷。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与我想象中风流倜傥的爱情诗人有很大的差距,只见他上身着一件蓝卡其布中山装,脚蹬一双圆口布鞋,中山装的最末一粒钮扣掉了,露出里面陈旧的棉袄。唯一能说明他身份的,是那双充满稚童般的目光和鹤发童颜的那种气质。随着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他曲折动人的罗曼史和戏剧性的人生便展开在我的面前。

    1902年7月20日,汪静之出生在安徽绩溪县一个叫余村的山庄。父亲是个茶商,家境比较富裕。汪静之是6姐妹外唯一的儿子,是汪家宠爱倍加的宝贝。父母见他喜静不喜动,便送去一个亲戚家的私塾里读书。静之先生曾经回忆说:“我写诗是因为有古文功底,这与我小时念的十几年私塾是分不开的。”

    当他还没出生时,便被父母“指腹为婚”。未婚妻名唤曹初菊(秋艳),比他小半岁。3岁时,母亲就带他去岳父家串门。12岁时,曹病逝。于是,未婚妻的小姑母曹诚英便成了他的玩伴,两小无猜,亲密无间。

    随着时光的流逝,15岁的汪静之情窦初开,堕入情网,即兴写了一首七言情诗献给曹诚英,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曹看了他的诗,以自己是长辈为由,拒绝了他的求爱。1917年,曹诚英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本地大地主的独生子胡昭万(冠英)。不久,漂亮、智慧的曹考取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而汪却仍就读于绩溪的茶务学校。望着曹诚英的小照,汪静之写下了深沉的相思:“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四个眼睛两条视线/整整对了半天/你也无语/我也无言/……”

    1920年夏,他怀着对人间天堂杭州的憧憬和心上人的思念,与胡昭万结伴,沿着新安江乘船顺流而下来到杭州。

    在报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除国文出类拔萃外,其余的都是“红灯”。学校起初不愿录取,但国文老师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向校长求情,把他留在班上念书。后来,他的诗发表在《新潮》杂志上,校长也深为高兴。因写诗出了名,同学们不再叫他名字,而称他为“诗人”。

    为了回报汪静之的深深恋情,曹诚英以极大热忱和耐心,每逢星期日都邀一位浙江女师的同学来看望他,想介绍他们认识以后作为伴侣,谁知连约了8位美女,竟都对他不理不睬。曹诚英也有点灰心,对他说:“你长得太矮小了,人家看不上你。”在此期间,他一次次地体验着爱的痛苦和甜蜜,在矛盾的冲击中涌动出一首首爱情诗。

    终于,汪静之在曹诚英介绍的几位美人中,选准了符竹因作为自己的追求对象,求曹诚英邀她再来。

    一个风和日暖的星期天,几个人又泛舟西子湖上。一本夹着汪静之炽热情书的《唐诗三百首》,终于由机灵的曹诚英转给了符竹因。于是,汪静之极富才华的情诗,如同丘比特的箭射中了少女的心扉。诗中汪静之根据《诗经》“绿竹漪漪”的诗句,替符竹因取了个号“绿漪”。有了爱人,汪静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他认为“有了爱情的动力,才能写诗,才有爱情诗。”

    汪静之与符竹因于1924年春天在武汉结为伉俪。从此两情依依,共同生活了60多个年头。

    杭州,在诗人的眼里是美丽的,因而也成为了诗人的第二故乡。

    1920年初夏,当他由曹诚英伴随第一次游览西湖时,他便陶醉了。他和诗友们漫步在苏堤,吟诗于桃红柳绿间。1922年4月4日,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一起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并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题写了“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对此,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4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湖畔诗社以“五四”新文坛最著名的三大名家鲁迅、胡适、周作人为导师,请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任顾问。许是湖畔诗人写爱情诗最多,因而引起封建礼教顽固派的诋毁,认为败坏道德;另一方面,革命阵营里的“左派”,则认为这种风花雪月、谈情说爱有害革命。

    1920年,诗人的爱情诗集《惠的风》由鲁迅作了修改后,正式出版,并一版再版,风靡当时的“五四”文坛。初版至今,已经是80余个年头。当汪爷爷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他签了名的这本新版书时,《惠的风》仍显得那么年轻。

    1926年,汪静之蛰居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口气撰写了4部文学作品:一部是堪称格律诗典范的《寂寞的国》,一部是长篇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一部是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以及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父与女》。

    解放后,他应“湖畔”老友、作家冯雪峰的邀请,由上海复旦大学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后来有人告诉他毛泽东主席曾向人问起“汪静之为什么不写诗了”,他感动得流泪了。于是,他从1956年起转到中国作家协会。

    “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敏锐地感觉到时局不太好,便又悄悄回到了西子湖畔,从此在一个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出现了一位白发老人。每天,他默默地上居委会看一会当天的报纸,而后又默默地离去。“文革”10年的急风暴雨竟也没有把这位“隐士”刮出来。只有西子湖认识他,因为每当春暖花开和秋菊吐蕊的时节,他定要去西子湖畔走走。

    1982年4月4日湖畔诗社建社50周年,一批作家、诗人、学者和不少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在西子湖畔聆听汪静之讲述当年湖畔诗人的风采。同时,一个新的湖畔诗社也在那时宣告成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任社长汪静之先生宣布:“我们从此要歌笑在湖畔”。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老朋友已先后谢世,而静之先生还像一棵不老的青松,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个有真有美的新时代。

    他高兴地告诉笔者:“现在杭州湖滨六公园北首的湖畔公园内设有湖畔诗社纪念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瞻仰。湖畔诗社纪念馆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柔石、潘谟华、应修人3位烈士。全中国诗人被称为烈士的有6人,‘湖畔’占了一半,所以设立纪念馆是富有意义的。如果这几位先烈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时光一分一秒的流逝,时光不知不觉的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应我的提议,静之爷爷高兴的与我合影留念,并约请我适时再去他家作客,我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与我最后的诀别。

    1996年10月22日,我在西湖之滨的龙 土旬 坞殡仪馆再一次见到这位诗人,他静静地躺在鲜花和翠柏丛中,一条蓝白相间的丝绸被覆盖在他身上。我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而后默默地为他守灵。我仿佛看见诗人爱的灵魂正在聚合、分离、升华,飞向人间,飞向蓝天,飞向遥远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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