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与胡适：良师与益友
作者: 钱耕森 《人物》杂志 2000年第9期
胡适教过苏雪林。他们俩人是同乡关系，又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关系。
（一）
１９１９年金秋季节，苏雪林经过"打得比投考初级女师时候更加激烈"的"一仗"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念书。"我到北京的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未久。"当其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新风，正吹遍神州大地。作为"一个有志上进的女青年，一个能够努力的好学生"的苏雪林，便满怀激情地积极投入这一新时代的洪流之中，接受洗礼，奋勇向前。"我们心灵已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我在本省时先已倾心于新文化运动，到了北京当然很快地与这一运动沆瀣一气。""五四思想影响我也颇大。"
苏雪林久仰胡适的大名。她说："五四运动后，胡先生出了大名。"并且，她早就憧憬着能在不久的未来一睹胡适的风采。
巧得很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国文系主任陈先生为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望，不但替学生们订阅了许多报章杂志，特别是还替学生们请了几位新文化运动大师如胡适、李大钊、周作人、衡哲等人来教书。于是，苏雪林不仅可以仔细端详心中的"偶像"胡适，而且还有幸当上了胡适的学生，能直接聆听胡适的精彩的讲课。虽然时间已过去了２０多年了，但是苏雪林记忆犹新地回忆说道："胡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当然最为深刻，当他来教自编的中国哲学史时，别系同学都来旁听，即年在四五十以上的学监、舍监及校中各部门职员，也自己端个凳子坐在我们后面，黑压压地水泄不通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受这位大师的宏论。"
从此伊始，胡适就成了胡雪林的"良师"，而苏雪林也就成了胡适的"益友"。
１９２１年，苏雪林于赴法留学的前夕，大约是５月间，曾在《女子周刊》上，特地撰文很严厉地批评了谢楚桢所撰写的《白话诗研究集》一书。不料因此却开罪了吹捧谢楚桢的易家钺那几位"小名士"。于是，爆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笔墨官司。论敌竟然大动肝火，先在《京报》上破口大骂苏雪林，特别是随后在５月１３日的《京报》上又登载了一篇题为《呜呼苏梅》，用不堪入耳的"极丑"的话骂苏雪林。
胡适看了以后，深深感到谢本人既不学无术，又竭力钻营；易等"小名士"既拼命吹谢，又谩骂瞎诋苏，还弄虚作假，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责，如此这般地不顾事实，不讲道德，仗势欺人，太不公平了。于是，他与高一涵一起做了一则启事，强烈要求对方一定拿出证据来，并排除种种干扰，坚决要求《晨报》务须及时刊登出来。尽管谢某乃胡适自己上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同学，吹捧与辩护以及调解的人中又大多是胡适的老朋友，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但是胡适为了明辨是非，遂决心"破除情面"，"做了一件略动感情的事"，勇敢地主持了正义，大力支持了苏雪林。
１９３０年２月３日，胡适在新译美国哈特的小说《扑克坦赶出的人》的《自注》里，特别提到了苏雪林。他说："我上次译了哈特的小说《米格儿》，苏雪林女士在《生活》周刊上曾作文介绍说我们应该多翻译这一类健全的、鼓舞人生向上的文学作品。苏女士这个意思是我完全赞同的，所以我这回译这一篇我生平最爱读的小说。"
这就是说，"健全的、鼓舞人生向上的文学作品"，乃是胡适与苏雪林俩人的共识。正是对文学的这一共同理想与追求，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旨趣与语言，并相互勉励与彼此赞赏。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胡适在武汉作了题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的讲演。他十分生动地把中华民族人格化为一位高大的英雄形象，主要从"老英雄建立大帝国"、"老英雄受困两魔王"、"老英雄死里逃生"、"老英雄裹创奋斗"、"老英雄病中困斗"等"五幕"，并缕举历史上许多动魄惊心的内忧外患和社会上无数沉淀而成的弊风陋俗，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个寿命已有四五千年之久的老英雄，精力仍然非常充沛，富有解决难题的莫大机智，和克服困难的莫大毅力，不断迈步昂然前进。今日前途虽充满荆棘，但他相信这位民族的老英雄终能打开一条血路走上光明世界的。
胡适的这篇绘影绘声的学术报告，自始至终都饱含着爱国主义的精神，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理念，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的情结，给广大听众以巨大的启迪与力量，化悲观为乐观，效果极佳，大获成功。
所以，当胡适于１９６２年逝世时，尽管无情岁月已逝去半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当其时的听者之一的苏雪林在《悼大师话往事》之四的《在武大的演讲》的纪念文集中，回忆起胡适这篇有声有色的讲演时，当时的内心感受与激动之情，依旧能流泻于笔端，跃然于纸上，很快就复活了。她情不自禁地回忆说道："这那里是演说，竟是一篇声容并茂的伟大史诗的朗诵，满堂听众都听得欢喜赞叹，足蹈手舞，从此我们对于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悲观了。"
（二）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苏雪林写信给胡适，并把自己撰著的《棘心》、《天马集》、《昆仑之谜》、《玉溪诗谜》 四部书寄赠胡适。
胡适于同月１２日，写了回信给苏雪林。他在这封信中和苏雪林讨论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关于苏雪林在《棘心》一书中，写有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文字的问题。胡适对此，先表示了理解与同情。他说道："我同情你的看法。"接着，他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来："但我觉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所以'不少五四时代过来人'终不免走上反理智的路上去，终不免被别人牵着鼻走。"
如果说"五四"精神或者"五四"基本精神是"民主"与"科学"的话，那末换言之，岂不也可以说它是"理性"的吗而参与过"五四"运动，受到过"五四"精神的洗礼的人中，有的正确理解了"理性"，并矢志不忘，继续恪守，愈老愈笃，为不断张扬"五四"的"理性"精神而奋斗终身；也有的则误解了"五四"的"理性"，并且渐渐淡忘了"五四"的"理性"精神，甚至与"五四"的"理性"精神越来越背道而驰。
苏雪林高度评价了"五四"的"理性"精神。她甚至于还把"理性主义"说成是"五四时代"之"王"。"我也可以说五四时代是理性主义当王的时代。"当其时，她对"五四时代"之"王"的"理性主义"，是极其崇奉的。她说道："法国大革命时，摧毁一切庙堂神像，代以新塑的一尊女神--理性。我们那时代所有信仰也完全破产，但我们心龛里却供奉着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所以，她以满腔的激越之情，用浓墨重彩在自己的成名作《棘心》中，精心刻画出"五四"的"理性女神"的生动形象来，以尽情讴歌自己心中的新"偶像"--"理性"。
但是，胡适还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分析出"'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
苏雪林本人对"五四"的"理性"的认知与运作的失误之处，恰好成了胡适的观点的一个证据。她说道："我后来对于文坛无理的谩骂，恶意的讽刺，为发泄一己私怨的人身攻击，学术界麻醉的宣传，利诱的勾引，威逼的顺从，以及什么宗派主义，行帮主义，每引起极大的反感，甚深的憎恶。不问他们所抱持的主张对不对，只这咄咄逼人的气焰，这不讲理的横蛮举动，先就教一个我一般的受过五四理性主义熏陶的人不愿请教了。"
按说，如果要区分别人的态度讲不讲理，蛮横不蛮横是否"理性"的，那末不问别人的主张对不对岂能也是"理性"的其实，这就是"反理智"的。诚然，苏雪林是在用"感性"代替"理性"；用"感情"取代"理智"。
后来，当苏雪林反思五四时，还是意识到了胡适所说的"'五四'本身含有不少反理智的成分。"她说："自五四以来，青年误解个性自由的真义，而蹈于狂妄无知之过者，至今风流未泯，那么，我以过来人的资格而向青年说这句话或者不是毫无意义的吧。"又说："五四运动之起，像一股初出三峡莫可阻拦的奔流，动摇了数千年来封建的壁垒，冲决了最森严的礼教的藩篱，打破了蒂固根深的传统习惯，于过去的制度典章，历史上的圣贤豪杰，都要重新加以估价，而估价的结果，总觉得都是一文不值。""那时个人主义大昌，人人以发展个性为惟一要求，个性发展以破坏为当然手段，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都是这个时代思潮冲激震荡出来的人物，学问虽谈不上什么，经验也异常贫薄，但上述这些论调却早跟着时贤之后，听得惯而又惯了；自己谈话写文，开口即至，摇笔即来，也熟而又熟了，而且居然认为天之经，地之义，谁敢反对，谁就是思想落伍，并可以说是不齿于人类了。"最后说道："带着呵佛骂祖，抹煞一切的'狂'，抱着壁立万仞，惟我独尊的'妄'，与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无知'，到了自由平等先进之邦的法国，以为我们的个人主义，更可以发挥尽致。不意法国之一切，并不如我们所理想，他们传统权威倒是很大，青年很讲究服从，我们与法友谈起我们思想来，他们每每点头赞叹道：'你们是太前进了'"
（三）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６日，苏雪林写信给胡适，并寄赠《跬步诗钞》。
半个月后的２０日夜，胡适写回信给苏雪林，两次表示基本同意苏雪林对《红楼梦》的评价。"我当然同意你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我只要你知道我对你见解是同意的。"
为什么呢这和胡适本人历来对《红楼梦》的看法有关。"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他又说道："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与此同时，胡适也批评了苏雪林在论及《红楼梦》的所谓"原本"与"别字"的问题上，"说的有些话未免太过火"了。胡适指出，所谓"原本"，都不是随写随雇人拿去卖钱换粮过活的钞本；所谓"别字"，也往往是白话文没有标准化的十八世纪的杜撰字，我们不可拿二百年后的白话文已略有标准化的眼光去计量他们。胡适批评了一番之后，还谦虚地征求了苏雪林的意见："你看我的话是不是比较公平一点"
胡适在信中，还谈了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评价。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７日半夜后，胡适写信给苏雪林与高阳俩人，和他俩继续讨论《红楼梦》的问题。主要是从曹雪芹是不是一个最幸运的作家的问题谈起。
他们的意见很分歧，是截然相反的。苏雪林认为"曹雪芹是最幸运的作家"。而胡适则以为"曹雪芹是最不幸的作家"。
此前，胡适已写过两封信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他们。现在又一次向他们重申己见，乃是因为他们把胡适"在匆忙之中写的三封信送给《作品》发表"了，胡适因而"有点感觉不安"。为什么呢
胡适说道："我觉得你们和我都有点对不住曹雪芹，都对他有点不公允。"接着，又谈道："雪林说曹雪芹是最幸运的作家，我写给你们的两封信，本意正是要指出他是最不幸的作家。但我好像没有把这个意思说清楚，读者可能只看见我说《红楼梦》的见解比不及《儒林外史》，文学技术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他们可能不容易看出我指出他的贫与病、他的环境、他的背景，全部是要说明曹雪芹是一位最不幸的作家，很应该得到我们在二百年后的同情、惋惜与谅解。"
于是，胡适把曹雪芹的种种不幸概括为四，并特别强调了其中的第三个大不幸。"我今天补充一个意思，就是：《红楼梦》的最大不幸是这部残稿既没有经过作者自己的最后修改，又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就被高鹗、程伟元续补成百二十回，就被他们赶忙用活字排印流传出来了。"于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出版。胡适称这个本子为《程甲本》。
发行不久，高鹗就发现了"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于是，他"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据汪原放统计，共改了１５５３７个字，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出版。胡适称这个本子为《程乙本》。
胡适指出，从１７９１年一直到１９２７年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全国流行的《红楼梦》都是那没有经过第一次修改的《程甲本》。"这是《红楼梦》的最大不幸。"
胡适又把《红楼梦》与《水浒传》作了对比研究后，说道："《水浒传》经过了长期的大改造与仔细修改，是《水浒传》的最大幸运。《红楼梦》没有经过长时期的修改，也没有得到天才文人的仔细修改，是《红楼梦》的最大不幸。"
在上述的基础上，胡适批评了苏雪林。他指出："雪林依据那部赶忙抄写卖钱而绝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砚斋评本》，就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我觉得都是最不幸的事。"
胡适在信的最后一段，进一步耐心地帮助苏雪林。他这样说道："曹雪芹的残稿的坏钞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勘的资料，不是供我们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诅骂的。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钞，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的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有同情心的无限悲哀。雪林说我的话没说错吗"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４日上午，胡适复苏雪林的信。从信的开头，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信息，即苏雪林前不久到胡适家作客"小住"过。可见，他们过从甚密。
苏雪林曾依据《庚辰本》的"别字、错字及不通文句"，就得出了"当亦出于曹雪芹手笔"的论断。胡适在信中指出，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你没有做过比勘本子的工夫"，你就"不适宜做这种文字"，你"那有资格说这样的武断的话"。所以，"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
办杂志的章君毅要苏雪林写《红楼梦》的稿子。胡适也是不同意的，劝说道："不必听章君毅的话，……那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他不管苏雪林女士晚年目力与体力与耐心是否适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
胡适在这封信里，是以"老师"的身份，说"好心话"，来力劝苏雪林的。信的最后一句就是这样意真情切地说道："你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苏雪林在胡适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下，就决心"不写《红楼梦》的文章"。胡适听说后，感到"很高兴"
苏雪林对于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方法、理论与成果，都是很钦佩的，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我最佩服胡适之先生的研究学问的态度，他的《红楼梦考证》做了三四次，发见了新证，立刻抛弃旧的，或改正它。这种虚心和勇改的态度，使他的考证方法愈趋于精密，理论愈趋于坚固，确值得我们后进取法的。"
（四）
苏雪林之于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以师礼相待的，对胡老师的人品与学问，都是非常的尊重，极其崇拜。但是，她却又能本着"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的精神，不墨守师道，善于独立思考，不断创新，勇于攀登，敢于超越。
例如，当胡适还在世的时候，苏雪林曾写信把"若能将屈赋这个宝藏发掘出来，不但中国宗教神话应该改写，便是外国的宗教神话也有一部分应该改写"的话约略告诉了他，竟然"把老先生吓坏了，怀疑我得了神经病。赶紧写了封长信来，劝我研究学问，万不可钻牛角尖，凡人钻牛角尖过久，头脑会变成不正常，他读了我的信，甚为我担心云云"。这就使得苏雪林再一次深深体会到"胡老师爱护后辈之心，果然可感"与此同时，苏雪林又认为胡老师对于她的屈赋研究"却不耐烦读，既不读，当然不能了解。"因而，不得不感到无可奈何，很遗憾！
又例如，当胡适临去世前一个月，读《大藏经》每将地府梵文泥犁Ｎｉｒａｙａ译为泰山，触发了他的好奇心，便着手来查泰山典故，才知道我国古时地府系在泰山，人死以后，灵魂必赴泰山受鞫，即归泰山统治。苏雪林便说道："胡先生研究的路线和我民国四十二年发表于《文艺创作》上《论九歌大司命》完全相同。他仅研究到泰山与冥府的关系而止，其他尚未涉及，而人已谢世。"接着，苏雪林还说道："我则早知道泰山府君即泰山司命，……我又知道泰山居大地脐上，……我还知道西亚死神与生神均曾莅临我国。"最后，苏雪林则郑重声言："为了这些缘故，我始胆敢宣称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支。"
E-Mail: newcncpt@hotmail.com
Copyright ® New Concept Chinese School,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