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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英文著作选译》序
  

作者:耿云志  转自:近代中国研究 2005-9-20

  

    几位年青的朋友合作翻译胡适先生的几篇讨论思想文化问题的文章,准备出版。他们(其中两位是我的学生)把译稿送给我看,并要我写一篇序。

    胡适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学者,他的中文著述近两千万字,其英文著述也有几百万字。据林语堂说,胡适的英文写作比他的中文还漂亮。可惜我的英文程度太差,没有资格对此加以评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胡适的英文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都能做到流利和通畅。他在美国读书时,即已是一位受当地人士欢迎的演说家。他的英文论文还得过大奖,此事曾被当时当地的新闻界大炒过一番。这些都足以使我们相信,他的英文著述,在表述他的思想方面,其价值决不在其中文著述之下。而且有一点特别应加以注意:即胡适在国内直接参与了许许多多的思想论争,因此他的文章往往是有所激而发。这就免不了多少会带有一些感情甚或意气的色彩,尽管胡适在他的同代人中,差不多可以说是最有理性,最为心平气和的人了。他的英文著述是向西方人讲话,他可以做到更冷静、更客观,更没有忌讳。这在涉及中西文化问题时,显得非常重要。

    这几位年青人选译的九篇文字,都很重要,是研究胡适思想的学者不可不读的。其中第一篇《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的主要思想,胡适在国内外多次谈到。但以这一次在芝加哥大学的系列演讲最为充分,最为集中。前几年,我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曾准备翻译这篇重要的文字,但终因太忙而未实现。其他的几篇,有的曾有译文,有的也是第一次翻译。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学界的欢迎。

    翻译工作,纯是奉献。第一,这是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发挥自己的创意;第二,这是为了提供给别人阅读,而不是为了自己阅读。所以,译者的工作对于作者与读者都是一种奉献。但这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难度决不亚于自己的写作。因为它需要有充分的训练,充分的积累。训练,当然首先是语言文字的训练,要对相关的两种语言文字都有足够的理解和熟练运用的能力。积累,主要是知识、经验的积累。即如把胡适的英文著述回译成中文这件工作,译者自然需要中文、英文程度都很好。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对胡适的思想、著作有所了解,特别应比较熟悉胡适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曾有好几位翻译胡适著述的朋友找过我,要我对如何处理某些问题的翻译提供意见。他们知道我的外文很差,但他们知道我对胡适的思想、语言风格比较熟悉。所以我的意见对他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有关翻译的标准问题,历来学者论到的不少,从严复的“信、达、雅”,到二十年代有关翻译的争论,各立己说,无人可以裁判。但我从一个翻译作品的读者的立场看,严氏的主张应是比较最可接受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著;达即是通顺、流畅;雅,即是雅驯,有文采。对于第一点无人有异议。第二点也不会有分歧。第三点似乎不少翻译工作者有所保留。他们担心,追求雅驯、文采会有偏离原文的危险。这其实是过虑。在我看来,第二第三两点,本质上是要求把原著文字彻底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就是使以另一种文字为母语的读者都能够接受。这里第一要真正做到“通”,第二要做到雅驯,就使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能够给予赏识。如果做不到这种程度,则译文就显得好象是两种语言之间另成一种特别的翻译语言。而这正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情况。按照我的理解,在翻译工作上要做到“信、达、雅”的程度,则译者必须在两种语文的修养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水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我前面说,翻译的工作是很难的

    本书的译者都很年青,他们的外语程度、专业训练都很好。但他们对胡适的思想、文字不够熟悉。所以他们能够做到信、达,尚不能做到雅驯。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关于胡适的文化思想,我这里不想做具体的介绍,一则胡适的有关著作很多,又很好读;二则,我过去已写过文章,做过系统的分析评述。我这里只想顺带提示几点:

    第一、中西文化问题是令中国人困惑了一百多年的老问题,到如今许多人仍难以摆脱这种困惑。原因是很简单的。中国人几千年都在自己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得很自在,从没有人怀疑过中国的文化存在什么大的毛病。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屡次侵扰中国的安宁,令中国丧失权力与尊严。比较不太麻木的中国人从此开始意识到中国人、中国的文化有什么不如西方人、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这种想法令人恼恨,令人尴尬,令人不安。杀我同胞,辱我祖宗,自然是我仇人;若对仇人或仇人所拥有的东西,表示出赞赏,还要虚心去学习,岂有不被嫉视之理?这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少有人能充分理性地,心态从容地,胸怀坦荡地,毫无顾忌地来认真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补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基本的心态问题,中西文化就不再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了。其实,文化都是人类在适应和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成果。就其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意义上说,凡是简便适用,又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东西,人们都会接受它。电灯代替油灯,汽车代替马车,高楼大厦代替土坯房,这是任何专制皇帝也阻挡不了的自然趋势。至于风俗习惯、道德礼仪、宗教信仰等等,这是各民族、各种人群长期凝结下来的不同喜好,正不必汹汹然去争长论短。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容易解脱那些不必要的困惑了。

    第二、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确曾有过一些有识之士,能够颇为坦然对待中西文化问题,在他们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中,能够很自然地将两者调适起来,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胡适够得上一个典范。胡适一生在他成年以后,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国内,另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国外。在国内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完全的中国人: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说中国话,信守着人们公认的中国式的道德规范。从小学生到清朝翰林,从小贩到政府要人,都能成为他的朋友。就是说,他能够丝毫无间地把自己融入母国的文化之中。当他在外国生活的时候,他能和洋人一样吃洋餐,穿洋服,说洋话,很地道地遵行西方的礼仪。因此,在洋人中间,在各个阶层,他也赢得大批的朋友,从打工的学生到大学教授,从办事员到亿万大亨,从医院护士到美国总统,都觉得他是个可以亲切交流的人。这就是说,胡适在西方生活时,也能比较自然地把自己融合到洋人的文化之中。能够如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困惑了。

    第三,胡适在国内,在每一次文化论争中,他经常很不客气地批评中国文化的缺点,要人们虚心地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为此,他常常被指为“洋奴”,被视为“全盘西化论”者。其实,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适有一条原则:即只在国内批评中国文化,强调西方的长处;到了国外,他很少批评中国的文化,倒是经常介绍中国文化中值得宝贵的东西,而对西方的某些偏失,却有毫不客气的批评。我觉得,骨子里胡适是个非常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

    胡适离开人世已近四十年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胡适有关思想文化的许多观念,他对文化交流大趋势的某些看法,还有值得人们加以借鉴和继续探讨的价值。本书的出版,正可适应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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