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胡适研究
作者：耿云志 转自:近代中国研究 2005-9-15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的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这是对胡适有所研究的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大约从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即开始受到一些人的批判，逐渐给他加上“买办文人”、“封建势力”、“卖国主义者”、“国民党御用学者”、“投降日本”、“崇洋媚外”等等罪名。五十年代更有一场全国总动员的批胡运动。所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胡适在大多数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反面人物”，是个只许批判而不能研究的人物。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来临之际，才开始发生变化。以今天我们对胡适的认识与二十多年前人们对胡适的认识相比，真有隔世之感。认真地回顾和反思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不但对胡适研究有意义，而且对认识整个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很有意义。
一
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的时候，人们已感觉到政治气候将会起变化。因为民国史研究的需要，我开始认真查阅胡适留存在东厂胡同的档案材料，这是内容相当丰富又极具史料价值的材料。我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看了这些材料，对胡适的思想面貌开始有了全新的印象。据我所知，这批资料，从未有人全面系统查阅过，这是第一次不是为了批判的目的，而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查阅这批资料。在当时，虽然还不可能根据这些资料把重新认识的胡适，公诸于世，但这为以后的研究准备了条件。
人们真正重新认识胡适，是从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为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记得，当年五月，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都发表了重新研究胡适的文章。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专门研究胡适的文章就有四篇。差不多就在这前后，有的大学的文学系开始有文学革命的专题课，重点讲述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从此以后，在我国的学术机关和大学里，从事文学、史学以及哲学研究的学者，有越来越多的人做有关胡适的研究，每年都有十几篇、数十篇乃至上百篇专题论文在各地的刊物上发表。从1985年开始，有研究胡适的专著问世，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到90年代初，已有若干种胡适的传记出版，胡适研究真正开始形成气候，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91年，在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在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举行了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湖北、广东、河南、江苏、辽宁、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的学者六十余人。会后出版的论文选《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一书，很受欢迎，三联书店曾重印过一次。这大概是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唯一有再版机会的一种。
九十年代先后在绩溪、北京、青岛、上海开过四次规模不等的胡适学术讨论会，还出版《胡适研究丛刊》三辑，都有很好的效果。研究胡适的专书出版得更多了。传记、年谱、专题研究有数十种之多。与此同时，出版胡适本人的著作，也成了多家出版社看好的一项工作。到目前为止，胡适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差不多都重新印行过，有些英文著述也被翻译出版，有些散见各处的文章被结集出版。另外，胡适全集的编纂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相信不久即可面世。总之，现在任何人要想对胡适有个较全面的了解或者对任何问题想做一番专门的研究，都可以找到必需的资料。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二
过去二十多年的胡适研究，大家用力较多的是他的学术成就方面、文化思想方面以及生平活动方面，等等。相对来说，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其深度广度都还很不够。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今后在这些方面会有较大的进步。应该看到，在这些方面做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方面和知识方面的准备，也需要相关学科研究有更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学科，起步非常晚，理论和资料的准备都非常滞后。胡适的政治思想既有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背景，也与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遗产有关联。这两方面若无充分的研究成果，对胡适的政治思想是难以解析清楚的。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谁都知道，胡适在哲学上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最大。但至今国内尚无人对杜威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杜威许多极有代表性，极具影响的著作尚未翻译过来。至于与杜威思想有渊源关系的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述，我们的研究同样是非常不够的。胡适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中汲取了许多营养。这需要我们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有精深的了解。可是直到今天，一部真正有权威性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还没有出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胡适研究者，仅凭借个人的努力，要想透彻解析胡适的哲学思想，也是不可能的。
我强调问题的难度，不等于说，现在完全无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必须等到研究外国政治学说史与哲学史和研究中国政治学说史与哲学史的学者为我们准备好了条件之后才可以着手研究。我只是想说明，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进展不大的一个原因。对此项研究，不可只见其易而不见其难。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应当在这方面花更多的力气，进行研究，并随时关注相关学科的进展状况，吸收和借鉴优秀的研究成果，提高我们的理论素养，增加知识积累，以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扎实更深入和更有成效。
也正是由于我们对胡适的一些重要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所以目前还缺乏高水平的综合研究。我所谓综合研究，是指，在较准确地把握胡适的多个主要方面，并清楚地认识胡适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前提下，把胡适的思想和活动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用胡适这个人物更深刻地说明那个时代；反过来，用那个时代更深刻地说明胡适这个人物。这显然是有待各方面研究的深入才可能做得更好的。
三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总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胡适研究工作，一个完全不同于大批判笔下的胡适形象，一个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的胡适形象，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在八十年代，可能只有很少数做过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的学者，才知道胡适基本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到了九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胡适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大学里面的文科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对胡适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中有些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还选定胡适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这在二十多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还有，胡适的故乡的人们，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认清了他们这位乡前辈的历史地位，认真地做好胡适故居的保护和维修工作。还记得1990年我去绩溪考察举行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的条件时，他们的干部和群众都说：你们如果最后决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讨论会，我们没有意见，若是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开，我们是有意见的。这足以反映出他们对胡适有了崭新的认识。今天，大家可以听到来自绩溪的朋友关于胡适故居已作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加修葺情况的报告，大家会有更清晰的印象。
当然，要使过去遭到全面否定的历史人物让全社会一切能读书能思考的人都改变认识，还是很不容易的。据说，最近某处新建一座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街头雕塑，上面有毛泽东，有鲁迅，有李大钊；还有曹汝霖、章宗祥，唯独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和胡适。这显然是不尊重历史，不正视历史。我想，这或许不是个别仅有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上仍有一些人，为教条所束缚，为成见所蒙蔽，不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不肯面对历史进步的真象。不过我相信，历史不会因为这一部分人的成见永久被掩盖，被歪曲。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已成的事实，而事实终究会顽强地显现它自己。
我们今天这次座谈会与以往几次胡适学术研讨会不同。以往的几次会议，我们请的都是对胡适做过较多研究的学界朋友。这次，我们请了许多平时不做胡适研究，但却一直很关心胡适研究的朋友，他们很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这反映了胡适研究的进一步的发展，反映了对胡适认识的范围更加扩大。过去我常说，胡适研究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胡适的认识的逐步加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反映改革开发的一个尺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胡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应当是很乐观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下，胡适研究之能有今天，固然首先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应忘记有些可敬的朋友所给予我们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中有些是学术界的领导人，是老前辈，有些是从事胡适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好心朋友。这里我想具体提到几位有代表性的人。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前院长胡绳先生。当1990年，我向他提出，拟在1991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胡适学术讨论会时，他明确地给予支持，并要我在史学片各研究所负责人的会议上讲述我的想法，因而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使会议的筹备工作得以付诸实行。后来，当我向他谈起编纂《胡适全集》的问题时，也同样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出版界老前辈王子野先生。子野先生长期在出版界担任领导职务，是一位受尊重的前辈。子野先生是绩溪人，其父辈与胡适有交往。子野先生在八十年代即非常关心胡适研究。当1991年的胡适学术讨论会即将举行之际，他答应亲往参加会议，这在当时是对会议，是对所有胡适研究者的一种很大的支持。尤其是我个人，以一介普通书生，组织这样一次必将受到各方关注的会议，能得到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辈亲临指导，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此次会议后，有关胡适研究的问题，我们继续得到子野先生的许多关切和帮助。
第三位我想提到前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先生。他最值得感佩的是，他对胡适研究的热情，对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们的真诚友谊，是他把我们这些原本不相识的朋友们联系起来，也是他帮助我们成功举办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从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至今，没有一个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不对他怀有真诚的感谢与敬意。
第四位，我想提到一位台湾朋友陈宏正先生。陈先生对胡适怀有深挚的崇敬之情。因此对于胡适研究有关的事情，他都极愿参与，极愿出力予以帮助，而从不希图任何回报。这是很难得的，也是非常可敬佩的。
最后，我想提到胡适先生的长子胡祖望先生。祖望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于1995年第一次见到他。他对大陆上胡适研究的开展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对所有胡适研究的活动，著作的出版，以及胡适著作的重新印行，全集的编辑等等，一概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不提任何条件，不做任何要求。这种豁达的态度，是很难得的。据我所知，大陆上有不少关于人物的研究工作，因家属方面的因素而遇到诸多困难，甚至有为此而打官司的。相比之下，胡祖望先生的态度真是令人起敬。
胡适研究今后的发展，仍需各方面的朋友的关心和支持。这次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的顺利举行，就是得到北京东方英才教育文化研究中心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的结果，还有两位热心朋友沈昌文先生和车前女士的大力帮忙，在此，谨向他们由衷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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