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曾撰文提到，由于父亲对他婚事的关怀引发了一段他和胡适的交往。  

　　1949年夏，杨振宁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杨振宁小时在北平曾见过胡适一两次，得到这个口信，他便跑去拜见胡适。见了面，胡适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杨振宁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出国前曾看见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接下来胡适还极风趣地幽默了一句：“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结婚。之前，胡适接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杨振宁结婚后，胡适曾多次到杨振宁家作客。第一次来时，他又对杨振宁幽默了一句：“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因工作关系，今年笔者应安徽教育出版社邀请，为其审读《胡适全集》第二版胡适晚年书信部分时发现，胡适在写给许多朋友的信中多次说到杨振宁。虽然这时两人已没有多少直接交往，但晚年胡适与杨振宁关系的轨迹却清晰地浮现在世人面前。  

　　1957年4月9日，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最后稍带了一句：“今天杨振宁、李政道两君来看我。谈的很好。”这是杨振宁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胡适的笔下。1956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合作，完成了宇称不守衡定律，1957年1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公开宣布，轰动全球物理学界，由此引起胡适对二人的重视。  

　　1957年6月27日夜，在酝酿下年度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提名时，胡适在复朱家骅院长的信说：“前几天，曾与润章兄商量，请他赶紧同吴大猷兄商酌共提物理学候选人。今天我打电话给润章，他说，尚未收到大猷回信。今晚我又催润章给大猷去信。明早我要给大猷去电，催他提出杨振宁、李政道诸人，我可以副署。”同一信又说：“因物理学今年人才太多，而大猷信尚未来，故润章、元任与我都主张提名截止限期 本月底 似可以展限10天。我今晚与元任通电话，即请他从太平洋岸发电与吾兄，请展限10天，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补办一些应办的提名手续，此电今晚已发，想兄已收到了。”在7月8日复赵元任的信中，胡适说：“大猷提出了物理学的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但说，如嫌四人太多，则袁家骝可留待下一年。我同李书华 笔者注：即上文所说润章 都可以附议。也盼望你写信去附议 三人或四人 。”为了让杨振宁、李政道能提名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远在海外的胡适不惜向台湾方面提议展延提名截止日期，而且四处联络多方设法，爱护人才拔擢人才的心愿多么强烈；这里也可看出，杨、李二人物理学上的成就同样引起了台湾及海外华人学者的一致高度关注。  

　　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已经公布。11月初，蒋介石致电二人 请胡适转 ，表示祝贺并希望回台讲演，同时致电胡适，请他接替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6日，胡适复蒋介石电，在辞谢“中研院院长”推荐李济担任院长之后，说：“总统致李杨两君电文，昨已转达。惟适观察两君皆抱继续努力创作之雄心，日夜孜孜不懈，谢绝一切应酬讲演，一时恐不能回国讲学。总统爱护青年学人，定能嘉许其专力笃志之精诚，予以原谅。”1957年初，杨振宁去瑞士讲学，经周恩来批准，杨武之赶去日内瓦与之相见，杨武之曾告诫杨振宁，即使种种原因暂时不能回内地，但也绝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是内地会一天天兴盛起来，而台湾会一天天衰落下去。胡适的话从侧面表现了杨振宁听从了父亲的告诫，有着不愿去台湾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胡适对二人的了解、体谅与一定的爱护。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10日上午9时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接着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审查上一年度34名院士候选人资历与著作。第二天上午，举行院士选举会议，选出14名新院士，物理学就有胡适等极力推荐的杨振宁、李振道、吴健雄等人。下午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对于此次院士选举之结果，甚感满意”。在随后致赵元任的信中，他又说：“外面舆论似很好。”  

　　1958年6月16日，胡适又一次回美，料理家务准备彻底回台居住。11月5日回到台湾。次年3月份准备回台就职时，曾和吴大猷商议起草了一个“发展学术、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1959年2月1日，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在这个“计划”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组成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14日，他在致李书华的信中，首先报告了这一消息。接着请李书华将此情况“便中与健雄、政道两位谈谈，能得大猷、振宁、廷黻、袁贻瑾诸位参加更好”。继之谈了准备实施此计划的第一个设想，“想先从‘国立研究讲座教授’与‘国家客座教授’开始”。“研究讲座教授”为国内能做研究的教授，“国家客座教授”专为延请国外的中国学人回国作短期讲学。最后便鼓动李书华请人。“请你们几位想想——健雄能回来走走吗 振宁、政道两位能回来作短期的逗留吗？数学家能有一位（林家翘）回来吗？兰成可以回来一趟吗？老兄能同大嫂回来走一遭吗？”在有关杨振宁回忆录中，曾说到此时台湾方面不断有人或有电来“拉拢”他去台讲学或工作。于此也可获得印证。  

　　杨振宁、李政道两人获诺贝尔奖之后，蒋介石是想请他们回台湾一趟，替他“争光”的。他虽然打了电报，胡适也已将电报转达，但两人却没领情。又加1957年杨振宁与杨武之相见，之后联系不断，内地方面对杨、李二人学术上的成就也公开表示祝贺，并致电赞扬。这样，虽有胡适上面的代为委婉说辞，但还是引起了台湾方面的猜疑。有人把“小报告”打到了军统郑介民那儿，胡适知道后，于1959年5月10日夜写信给一位叫张紫常的人，信是这样的：“吴大猷先生是当代第一流理论物理学者。大前年 民国四十五年 回国讲学四个月，带了夫人与儿子同来，他在台湾讲学时，备受学生敬爱。寒假一个月假期中，不但不休假，并且特别增钟点，听讲者受其感动。亦无一人辍学者 这种诲人不倦的第一流学者最爱好自由，决不会受任何妄人的诱惑，请兄转告郑介民兄，让他相信我的话，切不可轻信小报告，使忠贞之士感不安。吴大猷先生上个月曾回台北，我也见过，他也是忠贞之士，绝无可疑。吴大猷先生是李政道、杨振宁的老师，这些人都是国家的瑰宝，国家应该完全信赖他们，不必多疑自扰。”在国外的学者，稍有点“风吹草动”，台湾的特务机构就想监控，足见台湾那时的学术环境隐藏着怎样险恶的暗礁 我们现在无法得知“小报告”的内容，郑介民最后对这些人是不是采取了“措施”，但不管怎样，胡适这封信都会对这批杰出的科学家在国外安心科研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之后，胡适和杨振宁还有三次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一次好像是为李、杨二位与科学会之间的矛盾，胡适在1959年5月28日致黄少谷的信中说：“我们（笔者注：指和梅贻琦）觉得此中经过似可由我向杨振宁、李政道两君说明，使他们知道美国政府方面有深感地位困难的情形，既不便劝告Academy of Science，又不便劝阻杨、李二君。”同时写信给吴健雄，并将有关人员信件寄给她，请她以物理界“大姊”身份“和杨、李二君细谈一次，最好邀吴大猷参加一谈”。1959年7月3日，胡适前往檀香山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研讨会，8月4日到达纽约，9月4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30次年会。25日一早到普林斯顿去了一天，“见着杨振宁、林家翘两院士，火车上与李政道同来同往，家翘今年休假在Institute研究，我劝他在Princeton完事之后，来台北讲学一个短时期” 9月7日致吴大猷信 。不知和杨振宁是不是谈的同一个话题。胡适最后一次提到杨振宁是在1962年2月1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为此次会议海外回来了四位“院士” 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刘大中 参加而高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接着他向大家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 ’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就是在此会演说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人们普遍认为胡适是高度兴奋引起的心脏病。而海外回来的院士和这个“故事”无疑是兴奋的一大诱因。胡适最后系念的恰是他们和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