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徽州
作者: 李翔 文章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6-4-11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
徽州山水如画，可举步维艰。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向外突围。
出徽州，出徽州。生存的欲望决定了徽州文化中开放的一面。
而关于出入徽州，最大的诡异之处还在于，徽州之人总想出徽州，而外人则总想入徽州。
出去的徽州人有的成了朱熹，成了胡雪岩，成了胡适之。进来的人，也有苏辙，有李白，有唐伯虎，还有一个一辈子想来黄山白岳间，却终未能如愿的汤显祖。徽州之人总想出徽州，而外人则总想进入徽州。
一
飞机到黄山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飞机上的人睁开惺忪的睡眼，好些人戴上圆形的无沿软帽，背上背包朝出口处走。我纳闷着为何有这么多人，在仍然寒冷的2月末到这地方呢。一到机场大厅，一个扎着辫子的年轻女孩举起一面三角形旗帜，上面写了些韩文，这顿时暴露了满机人的身份。原来都是韩国游客，到黄山来旅游。世界上有很多美好事物，只需要买一张门票你就可以目睹。旅游业奉行的原则美好而偏执。美好到简单易行，偏执到不够完美。游人们会忘记，古时候，这地方唤作徽州，而不是以一个风景秀丽、门票根据季节从一百多元人民币变到二百多元人民币不等的山作为名字。
现代交通加速着这种对一个地区个性的漠视。它让出入徽州变得同买张门票那样简单易行。从上海买一张深夜到黄山的机票，就可以在45分钟内从浦东机场飞到黄山机场，过程短到甚至不能享受一个相对完整的睡眠。而到这里来之前，我一直在想，1907年的5月，当时在上海读书的胡适，由于患了脚气病，是如何坐着古老的轿子回家的——因为“我们徽州人得了脚气病，需得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上游，脚肿就渐渐消了”。那种曾经为罗素赞美过的交通工具，人坐在其中，摇摇晃晃，悠然自得。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贫穷的人则以沦落为抬轿子的轿夫为耻辱。据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科举取士时也将轿夫这种职业排除在外，考官们要检查来考取功名的士子们的肩头，是否有磨出的厚厚的肉茧。
速度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在他的小说《慢》中， 他问道：“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自然，现代社会也没有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汤显祖，也没有了为了医治脚气病，摇摇晃晃搭乘轿子从上海回到徽州的胡适之。
我不为黄山而来。我幻想着自己是追着那乘坐小轿的胡适之，晃晃荡荡出入徽州的。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速度超越光速时，就可以赶得上时间。当技术发展到了那一天时，或许我们就可以追得上患了脚气病的胡适之，追得上朱熹、戴震，追得上出入徽州的名震天下的徽商，追得上无数济济无名的出入徽州的徽州人。可是今天，我只能幻想而已。一边幻想，一边随同前来旅游，无心幻想的人进入徽州。
小小的黄山机场似乎是专为旅游的人修建的。在旅游旺季，这里会加开航班，而在淡季，则只有深夜到广州和上海的两趟班机。
我的目的地是绩溪。胡适正是徽州绩溪人。绩溪是徽州下辖的六县之一。这六县中，婺源如今已被划归江西；黄山市下辖三县；绩溪被划归到邻近的宣州市。徽州这个概念如今也就存在于书本上和徽州人的观念里。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黑夜。来旅游的人倒是不用担心，自有旅行社的大巴在门前等候。急不可耐想要追赶胡适的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门前稀稀落落停着几辆出租车。一位司机上来搭话，短头发、矮胖的身材，一脸殷勤，殷勤中有着一种带着迫切感的狡诈，嘴上叼着一根卷烟。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警惕心，却也无可奈何。
“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你去哪里？”
我已经无心去细想这些。慌乱地听他讲了价格，惊喜地得知竟然可以乘坐出租车直接到绩溪，价格也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车灯的光亮撕破了黑暗，车在公路上穿行。修得很好的路，两旁是整齐的树。偶尔前面有车过来。两车的车灯亮着，同时减速，仿佛瞪视着，但也终于平安交错而过。
车经过新安桥。桥下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但能感觉到有水在流。“以前没有公路，我们就顺着新安江到杭州去的。这里是新安江的源头。”
噢，新安江。我记起了这条江。14岁的胡适之就是顺着新安江坐船到上海去了。“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他坐船坐了7天7夜，终于出了徽州，到了上海。
而我，也就这样用另一种方式，进入徽州，到了绩溪。
二
绩溪人说，绩溪有五“胡”。
国家领导人有胡锦涛，军界有胡宗宪，商界有胡雪岩，做学者有胡适之，做企业则有胡开文。
这是跟时代颇为合拍的五胡。五胡中胡锦涛、胡雪岩和胡适之众人耳熟能详；胡宗宪则是明朝兵部尚书、抗倭名将，戚继光就得到胡宗宪的启用；胡开文为著名的徽墨创始人，至今在绩溪，仍可看到无数家以胡开文墨命名的制墨工厂。胡开文是优雅年代的企业家，他所生产的墨，是古老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在古代中国，胡开文的墨厂，大概就像今天提供Windows软件的微软公司之于全球化的世界那样声名显赫。
绩溪人有“李改胡”，是后唐皇室李家改姓为胡后传下来的一支，即所谓假胡。胡适之属于这一支，胡开文属于这一支，胡雪岩也属于这一支。“金紫胡”，因其先人胡舜曾获“金紫光禄大夫”，因此称为金紫胡。金紫胡，祖籍为山东。
“遵义胡”，则是因为世代居住在遵义坊而得名。这支胡姓则由浙江迁来。
这三支胡姓，可谓全为外人入徽州，李改胡是为避难，金紫胡和遵义胡则是慕山水而来。
胡适的老家丁庄镇几乎全为胡姓。胡宗宪家所在地名唤坑口，也多为胡姓。坑口原名龙川，但是龙犯皇家忌讳，遂在明朝时期改名为坑口。一条河穿过坑口，河上有桥，真的是小桥流水人家。而胡氏宗祠内，这一支胡姓的先祖画像，竟然衣着龙袍。这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出入徽州太过困难，“天高皇帝远”，无人管得着，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才能够存在。
这支胡姓的宗祠保留得颇为完整。在宗祠旁还有丁家祠堂。丁家也落户在这坑口村，是胡家请来落户的。原因是风水问题。龙川村或者说坑口村的地形，犹如水旁漂着一叶舟，而胡在当地的发音中类似于“浮”，因此，要找一个东西来将这叶舟固定在水旁才好。找来的就是这姓丁的人家，丁者，“钉”也。但是丁家人丁却不能兴旺到要将胡家比下去，因此丁家最好人丁不旺。而后世也果真如此。丁家一般是一脉单传，但却从未断掉，至今仍居留在坑口村。
这仅是绩溪关于胡姓的众多传说之一。
绩溪人重视阴宅。阴宅指的是墓地，阳宅指的是房子。徽州的民居因为其典雅的明清风格而闻名，这是阳宅。其实徽州人相比而言反而更注重阴宅。阳宅前是池塘，或一丛竹林，的确漂亮。可阴宅位于山间，个个修得像是小型纪念堂一般，加上四周树木环绕，煞是好看。
对于绩溪人，甚至徽州人来说，“你要是打了我的兄弟，这不要紧，至少大家还可以商量；可是你要是动了我家的阴宅，动则会出人命”。更为严重的是，徽州人家族意识甚强，徽州人的祖谱保留得少有的周详。祖谱甚至分为三类：族谱、祖谱和家谱。因此，双方的矛盾很容易就上升为家族之间的矛盾，大姓之间关于阴宅的争端，后果就更加残忍了。
强调着整个家族的一贯性同时，在绩溪，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个性差异却也非常显著。即使同为一姓，翻过一道山，越过一条河，大家所说的语言就开始不同。
徽州人的重商是出了名的。徽商和晋商都曾经名动天下。而徽商和晋商同近来崛起的温州商人，都有一种共同之处：皖南、晋中和温州，几乎都被群山环绕，人口众多土地稀少。不同于后来徽州对外界所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当地流传的民谣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前世没积什么德今生才生在这山水如画的徽州。山水如画，可举步维艰。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向外突围。徽商如此、晋商如此、温州商人也是如此。
胡适在14岁时所离开的，就是这样一个家乡。
三
只要你站对方向，在绩溪县城街头，看到车头用红字写有“绩溪——上庄”方向的公车，伸手去拦，司机就会准确地将车停在你面前。
一车的乡人，手里提着朴素的塑料袋。只有我令人羞愧地背着一个旅行包，它泄露了我的身份。车上卖票的小伙子识破了我，友善地同我搭腔：“去看胡适故居？”紧张的反而是我了，我正为自己身份轻易被识破而感到懊丧——多么浅薄的一个观光客啊！我张口结舌，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只说自己要去看看村子。
车在山间盘旋。天气寒冷，可是两旁的寒木都绿如春树。一条水在山下跟着车前行。这条水就是新安江。只不过在这里它唤作另外一个名字：东源河。等到它流到杭州，就进了钱塘江。现在水却很小，很难想象出，以前人们是如何把树木伐倒，让其顺流而下直到杭州的，也难以想象这水里可以行舟。
路上倒还有古朴的独轮车，上面运载的是牛粪。这是另一种交通工具。与之伴随的是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和偶尔呼啸而过的轿车。
上庄镇文化馆的一位女士陪我去看胡适故居。16块的门票值得她陪我走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子，然后拿着钥匙把一百多年前修缮的木制房屋的门打开。路上一个拄着拐杖的长胡子老先生弯着腰走过。她很不经意地跟我说：“那老人，按照辈分，胡适应该管他叫爷爷，他现在是上庄辈分最高的
人。”
上庄在去年重新修了族谱。每家每户出200块钱，这是集资，同时也可以为自己换回一份族谱。我好奇地打听，庄上的人则说，你给我200块，我就可以给你弄到一份。族谱里的辈分都是排好了的，谁也弄不乱。
说是故居，其实胡适真正有产权的，也只有两间房子而已：当年胡适和江冬秀结婚的房屋和胡适的书房。这房子，胡适的大哥二哥自然也是有份的。只是后来为了有这个故居，胡适的亲戚们也就将房子贡献出来，住到别处了。同时，把跟胡适有关的杂七杂八的事物统统摆进来就是：戴过的眼镜，抽过的烟嘴，曾经的绩溪县长送给胡适的牌匾“持节宣威”——牌匾在文革时被拆下来放在地上由人践踏，好在当时的村支书看到这牌匾木质、大小都还不错，方方正正正好可以放到屋顶做屋板，因此拿回自家，也因此被保留下来。
胡适大哥的孙子胡育凯倒还勤快，经常晚上回来这里转悠。房子的后门闩上之后，倒插了一把菜刀，菜刀已经锈迹斑斑。这就是胡育凯插上的，说是可以防盗。
据乡人说，侄孙胡育凯的名字是胡适起的。而胡育凯，“长得和胡适简直一模一样”。正说着，出门可就碰到了胡育凯，也是头发向后梳得整齐，戴着一幅圆形的眼睛，穿着西服样式的薄外套，眉眼里果真有几分胡适的神气。
我哑笑：“您也戴眼镜？是近视吗？”
胡育凯用当地话说是。旁边的人却急了：“是老花吧？”
胡育凯再次肯定自己是近视，小时候在油灯下读书读的。周围的人于是哄笑：“书读得不多，眼睛却近视了。”
作为一个农民的胡育凯，竟然在衣着打扮上也跟作为一个文人的胡适相仿，这倒令我吃惊。“以前有记者来，老要到胡育凯家里跟他见见面，聊聊天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村子里如今几年出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就算不错了。但村子里的人毕竟还得出去。今时不比往日，出去却更方便，不必再像胡适母亲那般，狠下心肠才舍得让儿子外出。新年过后，从上庄就有直接发往上海的班车，
外出的人甚至无需到绩溪县城乘车去。浙江工厂的招工广告已经贴到上庄的大街小巷，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新安江边漂洗衣物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和无数内陆乡村一样，上庄也只剩下老人、孩子，顶多也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妇女。
还得出徽州。“你们看着跟世外桃源差不多，我可是待不下去。”绩溪县城内跟我聊得开心的书店老板周启如这样解释自己原来所在的村子。徽州已经成为众多人心中的世外桃源。
四
巧的是，我离开上庄时所乘坐的巴士，竟然和我来时乘坐的是同一辆。同一个卖票的小伙子。
“又坐我的车，呵呵。”
“对啊。好巧。”
“你玩什么了？”
“没什么，就是去看了看胡适故居。我是专门来看它的。”
“这就走了吗？”
“对啊。”
“那，这有什么意思？”
我猛然一惊，抬头仔细看了看他。他说自己是上庄人。留着板寸头，不像胡适，倒是颇有几分年轻时梁漱溟的相貌。眼睛圆睁着，透露出自己的好奇心。
这话顿时让我很惭愧。有什么意义呢？
他见我不语，忙去解脱我的尴尬，说：“我生在那里都没有去看过呢！”胡适是个遥远的概念。胡适的出入徽州丝毫不能影响到如今绩溪人的出入。在庄里，我很留意地打听胡适在这庄里的影响。结果当然是让我失望的。人们说，很多庄里人认为，为什么要敬着胡适，他对庄里根本没有什么贡献。而那些捐出上千元为上庄修路的人，倒是得以在路的两端为他们塑上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名字和捐献的数量。而这个曾经改名为“适之村”的小庄子，倒难以见到胡适的踪影，只看到貌似胡适的胡育凯在街头跟人谈天说笑。
陪同我的庄上文化站的人颇为失落地表示了对胡适的失望。
“毛泽东也说了，40年后要给胡适恢复名誉。”我安慰她。
“你记错了吧，毛主席说，下个世纪要考虑给胡适恢复名誉。现在可才世纪初。”她说。
顿了一顿，她接着说：“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组建个专家委员会，要评估一下胡适的功过，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这可不容易。”
“要什么专家，胡适可是专家中的专家。”我笑了笑。
她不言语。
我就随了别人到戏台上去看庄子里黄梅戏的排演。明天晚上绩溪县送文化下乡，到上庄镇表演节目，上庄自己的节目就是一出黄梅戏。“文戏锣，武戏鼓”，一位姓江的女士跟我解释震天的鼓声说。她跟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是一个村子的，她说。她从13岁就开始唱黄梅戏，她又说。
江冬秀是一个多么模糊的名字。胡适掩盖了她。人们记住的都是她爱打麻将之类的习惯。胡适婚姻并不幸福，只是为了母亲才答应完婚。可是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又如何维系了那么长远，从绩溪到上海，从上海到北平，从北平到台北，从台北到美国。没有胡适，徽州也还是徽州，绩溪也还是绩溪，上庄也还是上庄，妇女们也还是包好做粽子的荷叶，或者拿上一捆向日葵秆子坐上车到县城去。小伙子们也还是重复着一遍遍出入徽州的故事。
在他们眼中，甚至在江冬秀眼中，胡适是那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吗？在一本一本研究胡适的著作中，学者和作家们重申着徽州和绩溪对胡适的影响。
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口述自是不用说了。开卷胡适即声明自己是一个徽州人。
在汉学家格力德颇有影响的著作《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中，作者认为，“毫无疑问，胡适的早期经历，已经使他甚至在1905年夏读了杜威的书之前，就有了接受杜威哲学中那些基本前提的能力了，无意识地导源于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传统中国环境对世界的看法”；胡适在绩溪读书时，已经“受到了儒家这些基本假说的熏陶，而且这些假说还形成了他的思想结在绩溪，胡适只是个遥远的概念，他的出入丝毫不能影响如今绩溪人的生活。
绩溪家乡的牌坊、长长的族谱、母亲的叮咛、妻子的苦候，这都是胡适一生也摆脱不了的。
构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胡适的日记可为证据，“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 ，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李敖未完成的《胡适评传》中说，当年往返于徽州绩溪和上海路上的胡适之，“似乎得到了三种深刻的印象”：1，“努力做徽骆驼”；2，反对逃世退隐的主义；3，“无为的思想”，而“这三点结论，是胡适此后一生中都没有放弃的”。
胡适出了徽州，胡适却又没有走出徽州。
家乡的牌坊、长长的族谱、母亲的叮咛、妻子的苦候、少时读的儒家经典，这些，都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一生也摆脱不了的。胡适爱攀同乡关系的习惯就是明证。梁实秋的夫人是安徽人，胡适就堂而皇之地称梁实秋为“安徽姑爷”，仿佛“天下之人皆出于安徽，安徽之人皆源于绩溪”。“不论你是哪里人，胡先生总有办法把你攀来攀去攀到安徽头上。”梁实秋说。
在绩溪县城的一家书店里。我和店老板周启如坐下谈着徽州。他的书店是全绩溪最大的书店。
我笑着问他：“你店里有没有胡适的书？”
他说：“胡适的书，这倒没有。”
“哈哈，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人对胡适很熟啊！”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却抱出了厚厚的一摞书，都是当地人写胡适的著作，尽管其中很多没有机会得到出版，但却都自己印了出来，放在书店里，上面写着，工本费若干。我随手翻看一本，里面作者竟认认真真将印刷错误全部用钢笔勾出，然后用工整的楷体写上正确的字句。
徽州重文，看来确实不是虚言。尽管当地高中生考取大学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五
关于出入徽州，最大的诡异之处还在于，徽州之人总想出徽州，而外人则总想入徽州。出去的徽州人有的竟成了朱熹，有的竟成了胡雪岩。进来的人，也有苏辙，有李白，有唐伯虎，还有一个一辈子想来黄山白岳间，却终未能如愿的汤显祖，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关于徽州的最出名的话由他吟出：“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出，无梦到徽州。”还有入徽州的太平军，在胡雪岩就读的私塾铁门上用火枪留下斑驳弹痕，在绩溪向下用力在木柱上砍出道道刀痕。
到了今天，一方面是无数要到徽州来看古建筑、看风景、看名人故居的观光客，另一方面，则是上庄村从正月十三开始的每天驶往上海的直达公车和古老的墙上的制造业招工广告。
而在那些怯怯地登上长途车的背影中，我两眼模糊，仿佛看到了102年前那个柔弱的背影，就这样出门去了。
出徽州，出徽州，生存的欲望决定了徽州文化中开放的一面。出徽州吧，“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等），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 徽州的民宅因为其典雅的明清风格而闻名。
E-Mail: newcnc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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